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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平台的“打赏”功能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互动方式，观众可以通过直接给主播打赏礼物或者金钱，来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支持。然而，一些平台上的“打赏”功能却存在隐患，比如有的单笔可充值百万，以及不设立上限和提醒。平台将充值金额设置过高的同时不限制“打赏”额度，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合规呢？专家表示，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看，过高的“打赏”额度可能诱导部分用户过度消费，尤其对于未成年人和缺乏自制力的成年人来说，容易导致非理性消费行为，建议给直播平台打赏限额，抵制超额打赏。
大额打赏主播 平台没有提醒
短短4个月里，家住辽宁省沈阳市的张明（化名）在某直播平台上“打赏”了一名女主播20余万元。
张明经常登录直播平台观看短视频。前段时间，他被某直播平台的一名女主播所吸引，之后多次进入该直播间给这名女主播刷小额礼物（送花、金币等）。随后，女主播留意到张明，多次用言语暗示他为其刷更多的礼物。
“她在直播间说，给她刷‘糖果飞船’等高价礼物就能与她私聊。在我给她发私信后，她多次诱导我刷礼物，说可以加她的社交账号进一步发展。”张明告诉记者，“在我持续给她刷了十几万元礼物后，我们互相加了社交账号，还确立了‘恋爱关系’。”
张明发给记者的聊天截图显示，这名女主播一直使用假名联系他，多次表达“共度余生”“不离不弃，相伴到老”等内容。
之后的一个月，张明在女主播的暗示和要求下陆续在某平台充值。“她要求我通过购买礼物给她‘打赏’，帮助她完成每月‘任务额’以及和其他主播‘PK’的任务，前前后后一共‘打赏’了20余万元。”
让张明没想到的是，当他向这名女主播提出与其他男粉丝保持距离时，被她拒绝，还以不理解她为由提出分手。“分手”后，张明多次要求她退还刷礼物的“打赏”费用，同样被拒绝。
当下，在短视频平台，粉丝“打赏”主播已经成为常态。记者近日打开某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区，看到不少主播正在“户外直播”。某网红主播的直播间已经涌入10万+的观众，在直播界面下方一直有礼物送出。
记者在排行榜看到，前几名的“在榜大哥”出手阔绰，有的小礼物一送就是上千个。在许多观众疯狂“打赏”的同时，不乏质疑的声音出现在评论区，“你们钱真多，一出手就是上千元，平台也不限制‘打赏’额度吗？”
单次可充百万 打赏没有限额
为了规范直播“打赏”行为，2020年11月发布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要求，平台应对用户每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限制。在用户每日或每月累计“打赏”达到限额一半时，平台应有消费提醒，经短信验证等方式确认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消费，达到“打赏”每日或每月限额，应暂停相关用户的“打赏”功能。平台不得采取鼓励用户非理性“打赏”的运营策略。
既然主管部门对直播“打赏”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为何实践中还不时发生大额“打赏”行为呢？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随机进入一直播间，界面右下角分别为“购物车”“礼物”和“扩展选项”，在“扩展选项”中有“直播消费助手”选项，该功能默认关闭，需要手动开启。
不仅如此，该功能下的“日消费金额”也需要用户手动设置，有“智能提醒”“1000元”“2000元”“5000元”“10000元”和“20000元”6档。据了解，该“智能提醒”是根据用户在平台直播消费情况自动生成的相应数值。
在该功能下方还有“消费限额”选项，默认不限额。用户想要更改设置则需经过短信验证，随后系统会自动开启消费限额保护。不过弹窗提醒“该功能仅针对直播‘打赏’消费；受限于技术等客观因素，‘打赏’限额生效可能存在延迟，平台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界面右上角的说明中，平台特别提到“本服务仅针对直播‘打赏’消费”。不过，记者并未找到该平台对用户单次及一定时间段内“打赏”数额的限定。
记者调查还发现，与上述短视频平台设置充值限额相比，一些直播平台甚至没有设置充值限额。
在某直播平台，确认充值前，用户需要勾选三款协议，但其中并未涉及充值限额、消费提醒等规定。
记者就此向平台客服询问。“T259”客服告诉记者，网银单笔限额充值是100万元，单笔充值不超过限额就可以进行充值。目前平台没有直播充值限额和每日消费提醒，可以随时进行充值消费的操作。
识别异常打赏 设置最高额度
那么，平台将充值金额设置过高的同时不限制“打赏”额度，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合规呢？
在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互联网法律事务部主任、高级合伙人谢连杰看来，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看，过高的“打赏”额度可能诱导部分用户过度消费，尤其对于未成年人和缺乏自制力的成年人来说，容易导致非理性消费行为。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认为，平台这样设置，其实质是规避《通知》相关规定，既不合理，也不合规。平台事实上未履行其承担的对“打赏”进行限制的义务，构成行政违法。
受访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落实国家相关规定。
朱晓峰说，《通知》规定平台有义务对“打赏”金额进行限制，但并未明确最高“打赏”金额标准，从而给平台规避限制“打赏”金额义务提供了操作空间。因此，须使规则更加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应明确平台违法的后果，使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政策得以切实执行，发挥规范平台“打赏”的效果。此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大额“打赏”频繁出现的平台，建立人机结合的重点监管审核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通知》中未规定罚则，相关部门有必要统一设置最高额度以及引入罚则或者明确规定，相应的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法律责任。”朱晓峰说。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杰认为，应该根据用户的消费能力和需求设置合理的“打赏”额度。
朱杰建议，根据《通知》的规定，网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未实名制注册的用户不能“打赏”，未成年用户也不能“打赏”。这一政策的落实需要平台加强用户身份认证和实名注册的管理，确保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并对未成年用户进行限制。同时，平台还应对用户的“打赏”行为进行监管，限制“打赏”金额，并设置消费提醒功能，确保用户的消费行为合理和可控。
谢连杰说，制度建设上，除了严格落实“打赏”金额限制和消费提醒机制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如实行严格的实名制注册和人脸识别验证，避免未成年人冒用他人账号进行大额“打赏”。在法律法规方面，比如依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对因主播诱导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无效或可撤销“打赏”行为，消费者有权请求返还财产。通过立法建立健全退费机制，对于误操作或非理性消费的用户，提供合理的退费途径。在教育引导上，加强对主播的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公平公正、绿色健康的直播文化，坚决抵制故意煽动、诱惑用户进行超额“打赏”的行为。在技术控制上，可以利用先进的算法和技术手段，实施精准有效的风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快速识别异常“打赏”行为、触发阈值自动暂停“打赏”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