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闽人智慧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在八十八年的人生里，他下南洋，在异邦建立起一个中国人的工商企业王国；投身教育，散尽家财用毕生心血成为举世闻名的教育实业家；坚守民族大义，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回顾陈嘉庚一生的光辉经历，我们不难发现，陈嘉庚的身上一直有一种精神。他称它为“诚毅”：诚信果毅。

凭借着这种精神，陈嘉庚打造了属于他的商业帝国，也正是商业上的最大成功支撑着他开启日后的兴学计划，同时，“诚毅”也将成为他的育人宗旨。

母亲的乐善好施

为他埋下“诚毅”的种子

1874年10月21日，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仁德里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区）的小渔村，一名男婴降生了，父亲为他取名嘉庚，意思是他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好年好月好日子。

出生后，陈嘉庚一直与母亲孙氏、弟妹生活在一起。孙氏乐善好施，她慷慨大义的为人，为年幼陈嘉庚埋下“诚”与“毅”的种子。

1890年深秋，17岁的陈嘉庚告别慈母，乘坐帆船前往新加坡投奔父亲。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陈嘉庚踏上了异国的土地，被父亲陈杞柏安排在顺安米店跟着族叔学习。他做事认真规矩，领货绝不延缓，记账清清楚楚。

两年后，族叔回国，19岁的陈嘉庚遵照父亲的意愿，担任起经理的职责，掌管起有着十多万元资产的店业。

正当他在新加坡的事业如火如荼，商业版图越发壮大时，在遥远的故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存亡的危机空前严重，这让陈嘉庚心痛不已。国难连着家难。1898年，一场瘟疫向集美袭来，陈嘉庚的母亲和妹妹先后病逝，闻听噩耗的陈嘉庚立即回乡葬母。

替父还债

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佳话

可当守完3年母丧的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时，却发现原本兴隆的米店已经门庭冷落，负债近30万元。按照新加坡法律，儿子不必偿还父亲债务，但是陈嘉庚却出人意料地决定自己偿还父亲的一切债务。

选择在父亲倒下的地方站起来，这一次不按常规出牌的举动，让陈嘉庚开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立起自己的声望。

此时的陈嘉庚身上仅有7000余元，要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谈何容易。如何用最小的投资，换取最大的回报？陈嘉庚将目光锁定在了“黄梨罐头”上。

黄梨，即凤梨、菠萝，是当时新加坡最大宗的水果之一，销路广泛，且制作罐头成本较低。陈嘉庚在距离新加坡市区十里之遥的三巴旺买下一块山地，用茅草木料盖起厂房，购置旧机器，生产黄梨（菠萝）罐头。

陈嘉庚给自己的黄梨罐头的商标定名为“苏丹”，意思就是黄梨罐头之王；黄梨厂则定名为“新利川”，取的是“新的利润源泉”之意，祈盼由黄梨厂而开发出新的财富源泉。陈嘉庚的期望并没有落空，很快简陋的黄梨厂为他带来了第一笔效益。三个月后，新利川黄梨厂获利9000元。

到1907年，陈嘉庚实现了他的承诺，还清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他“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一大佳话。

非凡的胆略与远见，打造出“橡胶大王”

在同时期的欧洲，蒸汽机所引发的工业革命进入鼎盛时期，这也就带来了西方社会对于橡胶、铜、铁等物资的大量需求。这个行业很少有华人商家涉足，因此，华人中谁要是先进入这个新领域，谁就可能得商机之先。

陈嘉庚敏锐地觉察出了这个机会。

他花2000元不到的价钱向橡胶商人购买了18万粒橡胶种子，又在马来西亚购买土地，种植引入东南亚不久的橡胶树。橡胶园的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加工橡胶开始，陈嘉庚逐步把橡胶生意从下游做到上游，后续又创办了橡胶制品厂，卖胶鞋，制造轮胎和其他日用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陈嘉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海路受阻，各厂所产的罐头和熟米都运不出去，工厂被迫停产。企业生死存亡之际，陈嘉庚展现出了他的胆略与远见。他决定，自己解决航运问题，在别人不敢为之的远航运输上开辟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他先是靠租船运输，后为经营海运，他以3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艘3000吨级的轮船，名为“东丰”。一年后，他又购买了一艘3750吨级的客货轮，名为“谦泰”。

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嘉庚的爱国心又一次被刺痛。依据英海峡殖民地的法律规定，若陈嘉庚想要成为自己所购买的两艘轮船的船主，进而开展航运业务，就必须拥有英国国籍公民的身份。于是，在1916年，陈嘉庚无奈地向英国政府提出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申请很快便得到了批准，然而陈嘉庚的心中却满是愤懑。

后来，他说：“我中华民国，海岸线之长为世界各国冠，而尤以闽粤二省居最重要地位。自中外通商以来，海权丧失，百业落后，尤以海利为甚。”

1925年，极具商业头脑的陈嘉庚已经成为南洋响当当的企业家。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同时也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橡胶产业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此外，他还拥有冰糖厂、木材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等30多家工厂，150多家商店。鼎盛时期，陈嘉庚的营业范围遍布五大洲，雇用员工超过3万人，总资产超过1200万元。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让国家强大起来呢？陈嘉庚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教育”。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兴学即所学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

1912年，陈嘉庚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故乡集美，此时的陈嘉庚是新加坡妇孺皆知的商界奇人。在乡间，他看到“儿童成群嬉游赌博，衣不蔽体，且有赤裸全身者”，不觉悲伤，便向乡亲打听，“旧式学校废弃很久了，新式学校没人会教，办学经费也没有来源”。于是乎，陈嘉庚便想在乡里办一所学校。

1913年正月二十七，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即集美小学）开学，陈嘉庚让全村适龄儿童走进了新式学堂，并且由自己负担孩子们的学习费用，让乡亲们看到入学的好，以此带动更多的孩子上学。集美从此有了一所有别于私塾旧学的现代学校。

在这一年的秋天，他返回新加坡，继续开拓他在南洋的实业版图。他深知，办学校离不开雄厚的资金支持。他的心中，有着一个将故乡办成中国南方现代教育王国的宏伟蓝图。

1917年，集美女子小学正式开学，这是中国较早开办的女校之一。1918年，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同时开学，集美学校得到实质性扩充。此后，陈嘉庚又创办了水产航海、商科、农林、幼师、幼稚园等校。1921年2月，确定“福建私立集美学校”为总校名。到1923年，集美学校拥有170多名教师，在校生近2000名，其中1400多名寄宿生，他们的住宿费全免。1923年10月，孙中山电令闽、粤两省省长与统兵长官“倘有战事，幸勿扰及该校（指集美学校）”“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而来。

1919年5月，陈嘉庚再次回到集美，此次回国，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创办厦门大学。1919年7月13日，厦门浮屿陈氏宗祠，面对着各界人士，陈嘉庚当场宣布他认捐百万元洋银作为厦大的筹办费用，另有经常费用300万元洋银，分12年付完，总捐资为400万元洋银。

经过2年的筹备，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集美学村的集美中学举行开校仪式，陈嘉庚在开校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之时”，创办厦大，又“岂能久待”。至此，中国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在东海之滨宣告成立，中国南方挺立起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现代大学。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前者便是由陈嘉庚提出。“自强不息”是民族欲重新崛起而再立于世界之林的胆魄与气概，陈嘉庚希望自己创办的厦门大学是“能与世界各大学相颉颃”的大学，是能“为吾国放一异彩”的南方之强学府。

“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厦门大学开学后，向华侨募捐的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庞大的办学经费压在陈嘉庚一人肩上。正当厦门大学蒸蒸日上之时，陈嘉庚公司的实业经济却江河日下。陈嘉庚曾在1928年底对自己公司的经营进行了一次三年总结算，结果发现三年来总损耗达595万元，其中包括厦大、集美两校办学经费220万元。

面对这种亏空，陈嘉庚不得不卖掉一万英亩橡胶园计400万元用来弥补亏空。当时有财团向陈嘉庚提出，只要他丢掉办学的包袱，就为陈氏企业注入急需的资金。陈嘉庚干脆地拒绝了，“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

随着生意收缩，陈嘉庚不得不靠变卖房产来维持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的运行。陈嘉庚曾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说过，“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黄炎培在《陈嘉庚毁家兴学记》中高度评价陈嘉庚“毁家兴学”的境界与人格，他也曾在其他场合赞扬道，“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艰难的日子熬到了1937年7月，再无财力支持厦门大学运行的陈嘉庚将厦门大学无偿捐给国民政府，没有提任何附加条件，只为这所倾注自己无数心血的大学能有更好的发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嘉庚的一生，创立和资助了海内外超过120所学校。在陈嘉庚热心办学的精神感召下，很多华侨在家乡主动捐资办学蔚然成风。据统计，从1915到1949年的34年里，福建华侨捐资兴办的中学就有48所，几乎遍布福建全省各地侨乡。

陈嘉庚不仅在国内积极兴资办教育，他在侨居地也竭尽所能兴办华文学校，1919年，他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后来他又在新加坡投资创办了南侨师范和南侨女中、水产航海学校等多所学校。

2016年，当厦门大学造出当年全国最大最先进的3000吨的海洋科学考察船时，学校向全校与社会征集科学考察船的名字，结果是三分之二的提名为“嘉庚号”。斯人已逝，但“陈嘉庚”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大家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