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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7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新发现一万余件文物，其中不乏明代藩王世子金印、大量张献忠政权税银等包含重要历史信息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明朝末年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出水文物涵盖明末的方方面面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除了往年发现的金册、银册、金锭、银锭、西王赏功金币和银币等珍贵文物，此次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又有新的斩获。

其中，发掘出水的“荣世子宝”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永昌督理之印”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永昌大元帅印”金印的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推测为李自成赐予张献忠的军队，是研究明末清初政治历史格局的珍贵材料；“钦赐崇德书院”鎏金铜印为明代皇家书院所有，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非常重要；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明代兵器的发现，反映了“江口之战”的激烈程度。

此次公布的出水文物历史信息极为丰富，既有皇室御用金宝、达官贵人所用服饰器物，也有明末农民起义政权税银和当时民间流行的首饰，还有“江口之战”双方使用的武器，涵盖了明末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方面面。

据了解，本次考古工作以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为主要目的，运用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三维扫描等技术记录和提取出土文物信息，并通过考古工作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了本次考古工作科学有效进行。

“本次发掘找到了遗址南部边界，但仍未发现遗址的北部边界。下一步，我们将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和工艺研究，同时开展考古资料整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刘志岩说。

出土大量历代钱币和先秦青铜兵器

本次考古发掘拓宽了考古队员对遗址内涵的认识：江口遗址主体遗存是1646年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发生“江口之战”的古战场，同时也包含从先秦至民国时期历代文物沉积。

遗址内发现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工具，时代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遗址内还出土了9万余枚历代钱币，时代上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均有发现，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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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沉银”遗址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原名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1646年，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顺岷江南下，在此遭遇伏击，战败船沉，传说中上千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船沉于江底。201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采用在江面围堰的方式开展科学考古，出水文物共计数万件。“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极大关注，获评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出水珍贵文物一览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

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印台边长9厘米、厚0.8厘米，重591.2克。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荣世子宝”金印

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印台边长11.24厘米、厚3.28厘米，残重5915克。“荣”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常德荣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这枚金印，应该是张献忠的战利品。至于金印为何会碎成几块，刘志岩表示：“从裂痕来看，应该是以某种锐器强行分开。可能是代表起义军对明朝政权的摧毁，也可能是张献忠单纯想把它打碎以便分赏给部下。”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

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印台长13.9厘米、宽4.16厘米、高2.53厘米，重1245克。“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印的发现，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意义重大。

在“江口沉银”遗址发现之前，“西王赏功”币存世很少，而且真假难辨。遗址发现后，发掘了数百枚“西王赏功”金、银、铜币，而且都非常新，说明这些钱币铸好后还没来得及赏赐就沉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