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吴雪薇

作为寄托年轻学子希望，改变学子命运的社会大事，与高考相关的一切，每年都是社会热议的话题。做好后勤保障，护送学子平安高考，每个考生家庭与各相关部门每年也付出了许多心血。那么，面对改变命运的考试，古代的福建学子曾如何赶考，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高考今日开考，海都记者采访福建文史专家卢美松，还原历史上福建学子的科举路。

山高水长，唐代闽人赶考路难行

不比如今高考全国同步，考生走出家门，短则十几分钟，长则提前一到两日就能抵达考点附近，古人的科举考试，颇费周折。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与殿试。除了选拔举人的乡试在各省的省会考试之外，会试与殿试都需要赴京赶考。

科举考试起于隋代，但据福建文史专家卢美松介绍，中唐以前，福建的举子是很少赴京考试的。一方面是因为福建多山，路途遥远崎岖，从当时还是闽国的福州到都城长安，需要翻过重重高山，经浦城，过仙霞关入浙江，跋涉几千里，中间至少需要花费三个月，交通十分不便；即便走水路，唐代没有大船，只能乘坐小船沿岸航行，难避风浪，风险极大。李白曾言“蜀道难”，但其实闽道亦难。

另一方面，路途也花费甚巨，一人难行，需携带书童、仆人，旅途均是花费，非大户人家难以负担。唐代年年均有开科，一科不中，滞留京城以待明年，又是一笔巨大的花销。

另有文献显示，唐代科举录取名额稀少，且“公荐”占很大比例，由当时的朝堂大人物推荐，并考察“身（长相）、言（口才）、书（文章）、判（断案）”。福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一个福建人，想要在京城混个名声，同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几乎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因此，当时福建人在乡试中得举人，在本省官衙谋一个差事做，就是极好的了。

历史记载福建人第一次中得进士，是唐神龙二年（706）的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薛令之。他在开元间累迁左补阙兼太子侍读，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大诗人贺知章并侍东宫，开启了福建在科举中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进程。但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6年的近三百年间，福建的进士有记载的一共只有56名。

两宋全国进士2万多名

四分之一是福建人

时间来到了宋代，自公元960年北宋建立，至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据《福建通志》记载，319年间，福建共走出了7043名进士，人数实现了百余倍的跨越式增长。相关文献显示，两宋全国共有进士28933名，算下来，福建人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从唐到宋，福建的进士人数能实现如此增长，与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后，原来的边远弱省，人口涌入，得到开发，一举跃升成为纳税大省。经济的增长，带动交通与人口流动的增长，使得教育的风气兴盛起来。

卢美松举例，经济贸易的发达，推动了中国第一种纸币，宋代“交子”的出现。携带“交子”出门，比携带银子、铜钱出门要更加方便。同时经济贸易的发达带动了驿站的增多，位于福州森林公园的小状元岭古道，就是宋代以来福建举子们进京赶考的驿道。他们从福州出发，经此条驿道过闽侯、古田水口、南平、建安、建阳，而后从浦城出省到达浙江，进而前往京城。京杭大运河交通的发达，与宋代大型海船的出现，也进一步促进了水路交通的便利。

明代全国唯一“七代进士家族”，来自莆田

宋代重视文人，最大限度放宽了科举应试者的资格限制，扩张了录取人数规模，从唐代一科不超过三十人的录取率，扩至一科三百至五百人，并对落榜生亦有鼓励。对于唐代的“公荐”制度，宋太祖认为其易“因缘挟私”，遂下令废止，全凭考试成绩录取。

而背山面海的福建，人多地少吃不饱，想要出人头地，唯有科举一途，形成了重教的民风。因此，福建科举有着全国最高的录取率，其中莆田下辖两个县的进士人数，竟是福州十邑所出进士人数的一半，共出进士两千余人。而明代全国有2000多个进士家族，福建一省占十分之一。最牛的是，全国唯一的“七代进士家族”，就在福建，是来自莆田的黄寿生家族。在200多年间，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进士，家族奋斗的力量可见一斑。“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偏远而险峻难行的土地，最终造就了福建人抓住机遇，自强不息的性格。这种性格既体现在商业贸易上，也体现在文化教育上。在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中，抓住时代机遇的福建人，最终缔造了“海滨邹鲁”的文化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