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北京晚报
又是一年开学季，近期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学子们迎来了全新的大学生活。中国历来重视教育，早在商周时期，天子及诸侯各国就建有相应的学校，只不过当时的学校教育并不完善。到了汉代，汉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办高等学府的开始，此后太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据记载，汉代时太学生的人数，最高时一度达到3万多人。太学类似于现在的大学，当时太学的一些制度，与如今的大学有不少相似之处。今天的《史话》，一起来了解汉代“天之骄子”的学习和生活状况。
初期只收50名正式学生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汉武帝兴建太学，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他还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董仲舒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正式命丞相公孙弘等人，在长安兴建太学，延揽天下优秀人才。
太学设立后，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太学主要教授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每一经都设有博士。太学设立之初，招生人数很少，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入选。当时入太学的学生分为两类，一是“博士弟子”，只招收50人，由朝廷直接遴选；二是“如弟子”，由地方推荐、朝廷审核确定。
“博士弟子”的要求是“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标准看似简单，但这只是起步条件。没有两把刷子的考生，根本入不了朝廷大儒们的法眼。《汉书·儒林传》记载了一次面试过程：多位博士担任考官，两名学生提着衣襟走进考场，态度非常恭敬。博士们考了两项内容，一是经文背诵，二是议题论说。好在两人都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题目回答得很顺利，两人也幸运地成为太学生。
“如弟子”由地方政府推荐，标准更高：“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这要求既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还要有高尚的道德。选拔过程很严格，先由地方官挑选出候选考生，推荐给上级的“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考察后，选出符合要求的考生并带到长安，由中央主管官员做最后的定夺。
当时由太常负责太学的选拔工作。因为名额少，事关重大，绝不允许掺杂私情，一旦发现徇私舞弊，处罚相当严格。太学开设的第一年，负责选拔的张当居就因为不按实情考选学生而被武帝治重罪，将他的侯国“山阳国”废除。这件事记载在《史记》中：“元朔五年，侯当居身为太常，程博士（刘宋时期的学者徐广在《集解》中认为‘程’为‘泽’）弟子故不以实罪，国除。”
既有“公费”也有“自费”
如果能成为太学的正式学生，则会有一些待遇，比如享受免除力役、杂役、军役等徭役以及赋税。他们的开支由朝廷负担，并且还能享受一定的补贴。据《汉书·儒林传》，汉昭帝时有正式太学生100人，宣帝时为200人，此时财力尚能够应付。后来，太学生增加，西汉朝廷就有点吃不消了。
东汉，太学的学生人数更多，汉质帝时达到了三万余人，这也是我国古代高等学府的顶峰，朝廷也无法承担这么多学子的费用，这时便出现了不少“自费”的学生。当时有不少贫困且学有所成的学子，都想方设法到太学读书，甚至不惜给别人“打工”。比如，后来当了丞相的匡衡，出身布衣，“从博士受诗，家贫，佣作以给食饮”，他在读太学期间，靠给别人打短工赚取“伙食费”。
太学初建时，要求学生年满十八岁，后来这项规定取消，只要学识达到一定程度，不论长幼，都可以到太学读书。西汉和东汉的太学里，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学子。西汉成帝时期的丞相翟方进，十二三岁时，因为父亲去世，家里贫穷，开始在当地做小吏，但他有志于到长安求学。母亲怜其年幼，随他同到长安，靠制作鞋子赚钱供儿子读书。后来，翟方进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京师诸儒中极有名望。
有些年龄小的学生，因为学识过人，还被称为“圣童”。比如，南阳人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十二岁就掌握了三门经学，是当之无愧的“神童”。
太学生也要“选专业”
在太学，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每人选择一门作为“专业”，跟随对应的博士学习。一年后，太学组织考试，对学习情况进行考核。按照考核成绩，划分不同的等级，优秀的可以任命为朝廷官员，也就是“学而优则仕”。
至于考试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很可能在夏秋季节。《后汉书》记载，阳嘉元年（132年）“秋七月，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可见，这一年的农历七月，进行了考试、录取、选拔等工作。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后汉书》记载，汉灵帝（157年至189年在位）时，“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也就是在年底时对六十岁以上的学生进行考试。
成书于东汉中期的《四民月令》提到：“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也从侧面说明太学的开学可能是从正月开始。
除了学习研究五经，太学的学生在休息时，还有一些简单的娱乐。比如《三辅黄图》记载，西汉平帝时的太学，“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邕邕揖让，或论议槐下”。太学生们在每月的朔望之际，到“会市”交流二手商品，与同学闲谈聊天，非常热闹。
光武帝刘秀
也是太学生
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需要住校。《文献通考》记载，西汉在太学成立之前，博士在“黉（hóng）舍”里授徒。汉武帝设立太学后，来长安求学的学生增加，原有黉舍不够使用，汉武帝在老校舍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这应该是太学最初的校园。
西汉末期太学达到万人规模。太学的校舍也有了一定规模。据记载，西汉末，王莽曾上奏，请求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万区”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说明当时太学教育的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也曾是太学的一名学生。《后汉书》记载：“天凤中，（刘秀）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可见刘秀青年时代，曾入长安太学，修读《尚书》，但他的志向似乎不在读书，只是“略通大义”。
刘秀虽然算不上成绩优秀的太学生，但他建立东汉后，非常重视太学的建设。建武五年（29年），在官员、学生、百姓的义务帮助下，太学在洛阳重新建成。这年的十月，刘秀到山东鲁国故地视察，委派大司空祭拜了孔子。返回后，他还专门访问了太学，并向太学的老师和学生们赠送了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