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8日是中国第24个记者节。记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怀家国、笔写天下，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是历史的瞭望者、时代的见证人。

古人也需要收集、传播信息，那么古人是怎样“知天下事”的呢？

古代版记者

史官和采诗官

古人十分重视大事件的记载，因此有了史官制度。史官主要记录历史，并进行编撰。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专门负责记录，跟随皇帝身边或者随军出征，记录下发生的所有事情。另外一种负责编撰，将其他史官记录的事件进行二次加工，形成正式的史书。

如果说史官是“时政新闻”的记者，那么“采诗官”就是负责“民生新闻”这一块的。周朝起设有采诗官一职，他们每年春秋时前往民间采风，行走各地记录，劳动者们的歌咏、疾苦、呼声都被采诗官记录编撰后带回给皇帝。正所谓“观风俗”而“知得失”，采诗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下传圣意上达民情的作用。

大臣敢阻止皇帝玩耍

只因有史官“撑腰”

随着朝代更迭，政府职能部门虽有各种变动，但“史官”一职始终屹立不倒，司马迁、班固等一批著名的史官，记录下了当时国家政策、重大事件、人事变迁，还包括自然天文、法律施行、经济发展、水文农作等。

“史官”虽然官位不是很大，却连皇上也忌惮。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碰了一鼻子灰。

赵匡胤有段时间迷上了弹弓打鸟。有个大臣见了，认为赵匡胤有玩物丧志之嫌，于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谎称有要事禀奏。

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接见大臣。等大臣奏完事，赵匡胤更郁闷了，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大的平常事，哪里来的十万火急！

他质问大臣：你什么意思？大臣不怕，答道：臣以为此事再小，也比打鸟的事大。

赵匡胤怒不可遏，当场“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大臣没有跪地求饶，他缓缓俯下身子，捡起被打落的牙齿，藏到怀里。

赵匡胤蒙圈了，“你捡起牙齿，莫非还想当物证，到哪里去告我不成？”大臣说，“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宋代司马光《涑水纪闻》）。虽然无权控告陛下，但自会有史官把今天的事情记载下来。

大臣敢监督皇帝，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有靠山——史官，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实记录的人。

而按照传统，皇帝不能翻看当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记录。这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

“大唐第一记者”段成式

不少名人都曾“吃瓜”

在我国古代，最为接近现代报纸的存在是“邸报”。

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就有邸报制度，堪称报纸的起源。唐朝中期，各藩镇纷纷在京设“邸”，相当于“驻京办”。各邸负责人专门搜集朝廷信息，通过邸报将信息传达给地方官员。

比如，唐玄宗时的《开元杂报》，内容大都是朝廷要闻及皇帝的重要活动：某日，皇帝下地耕种；某日，皇帝巡游东都洛阳，下榻三乡驿的连昌宫（今宜阳县境内），还乘兴编了首小曲儿，让宫女们演奏；某日，宰相跟同僚们“廷争十刻罢”，争论了两个多小时……

邸报只给官员们看，平民百姓无权阅览，老百姓知晓的新闻事件，大都是街头巷尾口口相传得来的。

而此时，“大唐第一记者”段成式横空出世。段成式写的小说集《酉阳杂俎》，犹如一本记者观察笔记。“酉阳”即重庆酉阳县，相传山下有一穴，藏有万卷书，秦时有人避乱于此读书。

段成式出身于官宦世家，外祖父武元衡，是武则天的曾侄孙，既是大诗人也是宰相。段成式的父亲段文昌也当过宰相，是唐代著名文学家。

段成式曾在京城当官，有机会翻阅官方藏书和邸报，因此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消息。再加上他交友广泛，能挖掘到民间各行各业的秘闻，于是，他自觉地承担起了“大唐第一记者”的历史使命，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各种奇闻轶事、皇室秘辛、市井怪谈、神仙道佛、神奇动植物,噱头十足，叙事生动，不但老百姓爱看，历代官员、文人墨客也爱看，吴承恩、蒲松龄、鲁迅都曾“在线吃瓜”，从中挖掘写作灵感。请看如下消息：

荆州街头有个叫葛清的人，是白居易的头号忠粉，“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浑身文满了白居易的诗，简直体无完肤，时人称其为“白舍人行诗图”——行走的白居易诗集。段成式采访过这位奇人，问“不是此花偏爱菊”这句诗在哪儿，葛清脱掉上衣，反手一指背上某处，果然没错。

段成式叙事时，还会信誓旦旦地来上一句“亲见其说”“不得不著之”，信不信由你。

宋代“小报”人人爱

实际上，“新闻”这一名词是宋代才出现的。

宋代邸报，又称朝报，有严格的审查制度，称为“定本”。发报前由门下省给事中负责审核，称“判报”，审核通过后才能向地方分发。报纸发行，已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据《宋史·刘奉世传》记载，当时的邸报是每五天出一期，先由枢密院审核，再发行四方。

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政府的法令公报、各级臣僚的章奏疏表、省寺监司等机构的工作报告和边防驻军的战报等，也包括一些社会新闻、自然灾害信息之类。

邸报的正本只发至各级政府部门的长官，长官以外的官员和士大夫只能看到它的抄件。因此，不同阶层的人群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这给民间小报提供了发展机会。小报由于没有审核制度，各类信息非常丰富，不论是朝报上明确登载的官方消息,还是坊间的传闻，民众都能在小报上一探究竟。

小报“记者”多为邸吏、使臣或中下级官员兼职，也有发行方特聘的“探官”。他们四处蹲点，通过“爆料人”搜集消息：有联络太监、宫女打听后宫内幕的“内探”，有到各部探看官员受贿与否、花边新闻及任免情况的“省探”，还有到各个衙门乃至监牢调查案件进展情况的“衙探”，消息到手，立马登报。

《朝野类要》等古籍记载，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据南宋大文豪辛弃疾观察，小报“日书一纸”，更新很快，有些消息邸报还没来得及通传，小报就已刊登；“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不但吃瓜群众爱看，就连官员们都经不起诱惑，花钱买小报。

由于小报以“快”为卖点，导致其刊登内容的真实性有所欠缺，常常会刊登一些假新闻，因此宋朝政府曾经多次整顿。但由于小报信息丰富，始终发展良好，到南宋时成了临安城“四百十四行”之一，当时卖报纸的行当叫“供朝报”。

邵飘萍一支笔

“胜抵十万军”

元、明、清三代的官报和宋代的大致相同。

明清时期，政府默许民间办报，民间办的报可选登朝廷新闻，由官方特许经营的报房发行投递，通称“京报”，其内容和邸报区别不大，偶尔也会刊登“记者”采写的社会新闻，百姓只要付钱就可订阅。而“记者”一词真正出现，是在公元1899年的《清议报》上。

民国时期，著名记者、《京报》创办人邵飘萍怀抱“新闻救国”之志，撰文反帝、反军阀，下笔如刀，文笔犀利，连冯玉祥都佩服他，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官僚军阀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抢得独家新闻。

大军阀张作霖被戳中痛处，捧着30万大洋，想堵住邵飘萍的嘴。邵飘萍不为所动：“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我也不要!”

张作霖恨之入骨，枪杀了邵飘萍。38岁的邵飘萍临危不惧，哈哈大笑，从容就义。

邵飘萍曾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报社墙上。这种正直的报人精神，今日仍激励着新闻从业者。

（综合扬子晚报、洛阳晚报、山西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