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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又至，顶着冷风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忽然闻到烤红薯的香气，谁能禁得住诱惑呢？其实，这一司空见惯的食物，原本不是中国土生土长，而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移民”过来的。而引进红薯的则是明万历年间一位名叫陈振龙的福州人。
郭沫若曾激赞
“红薯之父”
福州人陈振龙
红薯，本称番薯，不同地区又有白薯、甘薯、金薯、红苕、地瓜之称。之所以称番薯，大抵因为它是“舶来品”的缘故。
红薯原产于美洲，1492年哥伦布把它带入欧洲，经葡萄牙人传入非洲，并由太平洋群岛传入亚洲，而传入我国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的经典唱词：“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这出戏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事，比红薯引入中国的年代早了至少好几十年，当时辞官的即使回家也是卖不成红薯的。要知道，如果没有福州人、“红薯之父”陈振龙（约1543—1619年），可能谁也卖不成红薯——原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先生对此就深有感触。
郭先生曾有一首《满江红》的大作，就是“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的，从郭先生写这首词的时间（1962年）反推，可知福州人陈振龙从吕宋将红薯引入中国的时间约为1593年（明代万历二十一年）。那么，郭先生是如何准确判断这一时间的呢？
原来，1962年冬，郭先生在福建时，曾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这本《金薯传习录》专门写红薯的栽种方法、培育过程，而且据说世界上只有这么一本存世，是世上孤本。
当年，郭先生亲手翻开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刻印的《金薯传习录》，通过那些已然泛黄薄脆的纸页字行，确切地查找到：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蕃衍，其传遂广”。
这一有关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让郭先生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以“红苕”（即红薯）为主角来创作诗词，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这首词作。
“隆庆开海”
成就红薯“移民”
明清两代，“海禁”颇为严格。闭关锁国，拒绝改革开放，以天朝大国自居自守，陈振龙又怎么把“红薯”从菲律宾引入中国的呢？他抓住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大机遇——“隆庆开海”。
明代自嘉靖“倭乱”发生后，帝国朝野曾发生过一场“海禁”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
其中，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沿海各国都特别需要中国的商品（诸如丝帛等特产），“海禁”愈严，这些商品的价格就愈高，价格愈高，走私活动就愈多；如果走私也被查处得愈厉害，那么就只能滋生“海盗”了。用疏导而不是闭塞的办法，开放“海禁”，化盗为商，进而以商富民，以富民求强国之道——从根治“海盗”到富民强国，成为当朝官员的共识。1567年2月4日，明穆宗即位，改元“隆庆”，奏议得到批准，开放海港，进出口贸易得以实现，史称“隆庆开海”。
红薯藤偷偷编入绳中
吊船舷下漂回福州
陈振龙是福建长乐人，自幼吟读诗书，年未二十即中秀才。嘉靖四十三年，20岁的陈振龙弃儒经商，从福州台江乘船至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经常往返吕宋与福州之间。那时没有合法的“行货”可卖，只能悄悄地做些“水货”生意。
原本下南洋淘金的陈振龙，却在菲律宾被一种神奇的植物——红薯所吸引。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所撰《金薯传习录》中写到，当“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之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陈振龙立刻意识到这种经济作物，如果引入到国内，将是一本万利的大商机，便着手准备把红薯带回中国。
直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振龙已经50岁了，仍然在为引种红薯的事犯愁。像菲律宾这样的海滨小国，红薯这种生熟都可以吃的天然食物是国宝一样的东西，绝不外传也禁止出口的。陈振龙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偷一两个红薯回国，都没能成功。
据说，第一次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过海关时被查了出来，没收加批评教育。第二次把红薯的藤条编入一只藤篮，试图拎着篮子蒙混过关，也被查了出来，这一次除了罚款还差一点坐牢。郭沫若先生所谓“挟入藤篮试秘航，归来闽海勤耕织”之句，即是描述陈振龙的这次历险。终于在1593年5月，陈振龙将红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中，然后再涂上一层泥巴以掩人耳目，才算混过了严格的海关检查。随后这条番薯藤便被吊在船舷下，经七昼夜一路漂回福州。
成为代粮食物
闽广人“以当米谷”
1593年，陈振龙一路艰险带着薯种与梦想归来的这一年，福建全省正遭到了一次“旱魃为虐，野草无青”的大旱灾，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献上《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金学曾称赞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批示：“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
陈振龙父子就在福州的房屋后门纱帽池边隙地试栽，过了四个月，启土开掘，番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同充饥，且生熟煨者均随其便”。就这样，菲律宾的国宝——红薯，在中国落地生根，在当时的福州很快成了充饥的代粮之物。当时，明政府将这种引自“番邦”的植物，定名为“番薯”；又因为福建巡抚金学曾所倡议推广，为纪念金氏首倡力行之功，当地人又称之为“金薯”。
在登陆福州之后，它迅即成为代粮之物，养活了挣扎在天灾人祸中的无数子民。
陈振龙的后代又传种到广东、浙江、山东等地，红薯成为我国粮食作物的又一个重要品种。
由于红薯适应性很强，对土壤要求不严格，因此在土地贫瘠的地区种植，产量同样很高，尤其是在东南沿海沙地上开枝散叶，达到了“闽广人以当米谷”的程度，从而养活了大批人口。
乾隆曾亲自“代言”
赐名为“土人参”
在红薯被引进中国一百多年后的清代，人们解决了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红薯越冬难题，红薯开始在北方广泛种植，还一度成为“御膳”专用食材，摇身一变，改名为“白薯”，就连雍正皇帝都曾在圆明园空地上栽培红薯，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更有民间传说，白薯被乾隆皇帝赐名为“土人参”，还治好了皇帝晚年顽疾“便秘”，因之身价陡增。
据《北京农业史话》记载：“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福建海关监督谆泰恭进番薯（白薯）六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陈氏兄弟邀同乡农友将白薯由胶州运种到京师农郊，传授耕农种植、藏藤诸法。三兄弟所到之处，白薯繁植，百姓无不受益而称颂不已。”
据这些史料记载可知，“白薯”传入北京地区，正值“康乾盛世”之际。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正是因红薯的由东南沿海而至京畿北方地区的广泛传播与大面积栽种，为“康乾盛世”的人口与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红薯促成人口大国
至清代道光年间，福州乌山建成“先薯祠”，纪念陈振龙父子与金学曾引种红薯、拯救灾民的功德。民国时，改祠为亭，称“先薯亭”。上个世纪90年代重修，2007年又再次修缮，于亭侧立石刻《先薯亭记》，郑重记述了这一段重要历史。亭前悬有一副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联曰：“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
应当说，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视作与妈祖、神农一般的盖世神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无上的尊崇。可不要以为这样的评价与尊崇只是福建本地人感恩戴德的追怀先贤而已，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是造福于整个中国的。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曾于1961年专门写了一篇《略谈番薯和薯蓣》，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明确指出了“红薯”自陈振龙引入中国之后对国计民生之影响。文章最后总结说道：“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由这一角度来看，考证番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是有它的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