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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来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是男女双方及家庭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也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但是，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高，有人罔顾家庭经济情况，盲目将彩礼多少视为衡量爱情的标准；有人认为彩礼越多越显得自己有面子，攀比之风悄然蔓延。“天价彩礼”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给付方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甚至可能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于2023年12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强调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时引发热议。

法律为何开始介入彩礼这项习俗？对适婚男女而言，彩礼究竟意味着什么？高价彩礼因何而生？又将何时休？

对适婚男女而言 彩礼意味着什么

1990年出生、杭州本地人、家里两套房，小吴的条件让他在婚恋市场称得上佼佼者。他曾有一次给付百万彩礼的经历。

“女方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是温州人。”谈起前女友，小吴仍觉得她是优秀的女孩，会挣钱、学历高、自律上进，家庭条件也不错。

只是，小吴没想到谈婚论嫁时，前女友会提出要100万元的彩礼。身边的杭州本地朋友一般出十几万到几十万元的彩礼，第一次听到百万彩礼的要求时，小吴和小吴的父母是不能接受的。

“女方和我说，温州人讲究排面，100万是正常数额。”小吴在了解到对方家乡的习俗后，选择妥协，“她也承诺带100万嫁妆来，彩礼加嫁妆一共200万都会放在小家。”

彩礼谈妥了，可感情已生矛盾，小吴和前任最终还是分开了。在彩礼问题上，小吴信奉“只要对方值得，需要这份保障，我又付得起，就会给”。

“彩礼就像给女性的生育、失业补偿。”山西人小朱同样秉持着该付彩礼的态度，但他觉得彩礼数额需“适可而止”，“男性也怕遇到‘捞女’，婚后一两个月就离婚还不返还彩礼（的话），血本无归。”

24岁的大学生小金即将迈入婚姻殿堂，她向男友要了15万元的彩礼。“我是山东人，男友天津人，毕业后打算去天津生活。”小金说，此前，自己担心过两人会不会因为彩礼闹掰，“彩礼金额可以商量，如果男方打算彩礼一分不给或者比我预期数额少很多，就直接分手、各回各家好了。”

彩礼，在小金看来，是给女性的安全感和尊重。“彩礼由双方家庭共同商定，双方同意就好。”小金强调，自己属于远嫁，必须要彩礼，“如果我男友愿意去我家山东，他以后不方便照顾他的父母，我也愿意不要彩礼。”

高价彩礼因何而生？

“彩礼”古已有之，但近年来，彩礼数额不断攀高，一些地方形成明码标价的地域“行情”，攀比之风盛行。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从2008年起持续关注彩礼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彩礼价值迅速攀升，不但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彩礼数目也明显超过嫁妆。进入21世纪后，尤其近十几年，一些地区的彩礼数额和价值呈现爆炸式增长。”

2018年，在全国11省开展的百村抽样调查中，靳小怡发现，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其中，彩礼占据婚姻成本的二至四成。同时，地区差异显著，表现出“西部重彩礼、东部重婚房”的特征。在东部，彩礼均值2.27万元，是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5倍；而在西部，彩礼均值2.8万元，是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9倍。对于东部农村居民尚可承受的彩礼，在西部却成为农村男性成婚的“拦路虎”。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婚姻家庭律师魏绍玲也观察到，高价彩礼区域性明显，常表现为“家庭条件越差、子女负担越多，彩礼负担反而越重”的怪象。

“除了观念陈旧和攀比心理等因素，伴随城镇化推进，婚姻半径不断扩大，一些人以发达地区经济水平作为参照，希望借由彩礼改善家庭拮据状况，也人为抬高了农村地区彩礼成本。”魏绍玲说。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家事顾问法律事务部主任许秋莉告诉记者，实践中彩礼的问题非常多元化。有些家庭已经不要彩礼了，有一部分是双方家庭在友好协商，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支付的。但是索要巨额彩礼、天价彩礼的情况导致男方家庭倾家荡产，甚至还背负债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此类情况在面临分手或者离婚的时候矛盾就容易激化。

“高价”带来的

是保障还是隐忧？

作为缔结家庭的经济保障，高价彩礼能带来婚姻的幸福吗？

“高价彩礼是把女性进一步物化了。”靳小怡说，高价彩礼并不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带来的是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普遍受损，并降低了结婚率和婚姻质量。“一方面，高额彩礼成为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往往会导致婚前因彩礼谈不妥而拆散一对情侣，使有结婚意愿的年轻人结不起婚。另一方面，高额彩礼使因婚借贷普遍存在，婚后的经济负担往往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带来婚姻质量下降。”

在走访调研的过程中，靳小怡得知，索要高额彩礼的婚姻，离婚率和发生婚姻暴力的概率都更高。

近几年，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建齐接触过许多涉彩礼纠纷案件，“往往是收受彩礼后不久，男女双方分居或一方外出打工，从分居到分手。分手时，女方一般拒绝返还彩礼，而男方不得不拖着不离婚来要挟，双方一直耗着，导致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双方都不幸福且背上沉重负担。”张建齐说，这种情况在偏远地区，特别是乡村频繁出现，双方通过媒人介绍，感情基础差、分手情况多，最后都或多或少涉及彩礼纠纷。“由于金额较高，动辄几十万，对于低收入家庭不是小数目，一旦婚姻破裂，男方往往想着怎么让对方把钱还回来，不然，会导致沉重的债务负担，生活情况恶化，甚至有人走向极端。”

最高法拟出新规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靳小怡认为，法律介入彩礼治理，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治理手段的一大进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另一方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不等于禁止彩礼，而是为了遏制借结婚之名行索取财物之实的行为。”魏绍玲解释说，给付彩礼及接受彩礼一方均具有自愿缔结婚姻的主观愿望，而借婚姻索取财物中，给付一方有缔结婚姻的愿望，索取一方并无缔结婚姻的愿望，“但主观意愿很难被外人知晓，所以一般根据在给付彩礼后的行为来判定”。

“治理的是高价彩礼，而不是否认彩礼的礼俗传统。”靳小怡说，高价彩礼并非一个绝对值，应因地制宜。上述征求意见稿也明确了判断彩礼数额是否过高的标准，即参考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等事实，并结合当地习俗确定。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爱武认为，想要从根本上治理高价彩礼，还需要提高女性地位，只有男女真正平等，才能有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同时，要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村或偏远地区的人能够通过发展农村经济获益并且富裕。规制高价彩礼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手段，要使用柔性政策，通过政策宣传和产业扶持等方式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