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吴雪薇 周德庆

实习生 周雨婷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在这个书香四月，很多福州人都会到福建省图书馆（以下简称“省图”）读书打卡，熏染书香。这座拥有113年历史的综合性省级公共图书馆，也是全省古籍保护中心暨文化共享工程福建省级中心，古籍藏书总量达25.1万册，藏有善本3000余部，其中90部先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如此丰富的古籍规模，与省图至今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萨兆寅有关。日前，海都记者拜访萨兆寅之子萨本敦，还原一代图书馆学大家爱书痴书的人生故事。

除了“海军世家”

福州萨氏还是书香世家

今年77岁的萨本敦曾任福建省电影公司经理、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退休后，这位“老电影人”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梳理入闽萨氏近七百年的家族传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福州萨氏是近代中国有名的“海军世家”，走出了民国海军上将萨镇冰，“中山舰”最后一任舰长、著名抗日英烈萨师俊等英才。自元末萨氏入闽至清，福州萨氏还出了9位进士、44位举人（其中3位为武举），并涌现出了萨都剌（元）、萨玉衡（清）等著名诗人，也是名副其实的“科举世家”“诗人世家”。

在诗书传家的文化积淀中，萨家子孙皆好读书藏书，是福州藏书世家中历史最久的一个。

萨兆寅（1902—1967年），字师虎、士武，出生在福州东牙巷9号萨宅。和许多萨家子孙类似，他的身上也流淌着书香家族的崇文基因。

萨兆寅的祖父萨承钰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恩科举人，历任山东邹平、武城等县知县，在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时，测绘了中国首份海防图《南北洋炮台图说》，并将先世萨玉衡的著述刊梓行世。他的父亲萨嘉榘喜欢抄书，所抄多为福建地方文献，还将几百册的抄本命名为“积积室抄本”，其所辑的《林则徐联句类编》收联147副，现已成为研究林则徐的重要史料。

1953年，萨嘉榘被聘为福建省首批文史馆馆员。“除了下棋吟诗，祖父最多的时间还是抄书，直到83岁临终前，他依旧在案头书写着蝇头小字。”萨本敦回忆，祖父生前聚书近千册，除手抄外，也收集一些名家抄本和家传“一砚斋”残本，幼时在东牙巷老宅，曾见家中有堆成小山的刻板。此外，萨兆寅的大伯萨嘉曦也是藏书家，兄弟俩继承父志，家刻木板古籍近20种，以“敦孝堂丛刻”或“一砚斋”名之。

难能可贵的是，萨家藏书是藏之以读、藏之以用，萨兆寅自幼便在家塾读古书，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文史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萨家的藏书还可供外人借阅。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傅衣凌先生曾撰文回忆，抗战胜利后，他从好友萨兆寅的父亲萨嘉榘处借阅到明代谢肇淛的随笔札记《五杂俎》，内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这一记事启发他深入搜集明代徽州商人的史料，最终写成有关徽商研究的第一篇专题论文《明代徽商考》。

“生来就是办图书馆的人才”

萨本敦说，听以前的老街坊回忆，父亲小时候与伙伴玩“摆摊”游戏，其他小伙伴摆出各式玩具，他则摆出家中藏书，吸引保姆、佣人、小孩围观，并向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我觉得父亲生来就是办图书馆的人才”。

1929年，27岁的萨兆寅从日本留学归国已8年，他一边参加“新文化运动”，一边在北平、上海间奔波谋生。在上海一家旅馆，他偶遇方任私立福建学院院长的何公敢先生。何公敢先生知他是个有学问的爱书人，便邀其回乡，参与创办私立福建学院图书馆，并聘其为图书馆副主任，主持具体工作，从此，他终其一生都服务于福建的图书馆事业，直到1967年病逝，整整38年。

1931年2月，私立福建学院新图书馆竣工，陈宝琛将其命名为“乌山图书馆”。在当时，乌山图书馆兼具学校图书馆和私立公共图书馆双重身份，是福州的文化地标之一，福州的年轻读书人如邓拓、章振乾、沈祖牟等都是馆中常客。馆内有藏书数万卷，主要来自福州名门望族中的藏书家，其中不少为珍籍善本，有陈宝琛之子陈几士捐赠的一万余册藏书，有林孝莼、林长民父子的数千册藏书（由林长民之弟林天民从北京运回），以及林葆恒、林葆炘兄弟的棣华山馆藏书，刘鸿寿的景屏轩藏书，林则徐后人林楚秋藏书，闽侯螺洲陈常贤藏书等。

萨兆寅的胞弟萨照远也是乌山图书馆的馆员。萨照远回忆，乌山图书馆成立后，哥哥萨兆寅全盘负责馆务，并集中精力于图书编目，他编制了两期书本目录，并铅印发行。当时，国立、省立各大图书馆都没有进行这项工作，“这是件要花费大力气的事，我经常看到他半夜里还在孜孜不倦地编写核对”。除了图书编目，萨兆寅还在报纸上开辟《图书馆学周刊》，以固定版面连续刊出他著录的福建地方志及善本书，向社会科普当时刚起步的公共图书馆。

考证严谨，曾“还原”郑和七下西洋史实

除了图书编目、整理古籍外，在乌山图书馆任职期间，萨兆寅还勤于著述，既有严谨的学术论文，也有活泼的小品杂文，其中，不少有关福建文史的考证，影响至今。

今天，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社会公众已耳熟能详。然而，许多人却不知道，郑和曾是一位被历史埋没的人物，直到最近100年才被重新“发现”。

云南大学教授、云南郑和研究会副会长肖宪曾撰文介绍，作为明初盛事的郑和下西洋，因历史的多种原因，几代人之后就被“遗忘”了，《明史》中虽有一篇郑和的传记，但十分简略，仅有700多字，且郑和的形象模糊不清，对其评价也不高。1905年，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激起了中国人“寻找”和“发现”郑和的百年热潮。

肖宪教授介绍，民国初年，云南当地的文人、学者考证出了郑和的籍贯、家世等，但“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过程仍处于模糊之中。

1930年，一位农民在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一块郑和等人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以下简称“郑和碑”），时任县长吴鼎芬将其运回县署保存。但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又被乱草掩盖。1936年春，新任县长孙中山女婿王伯秋在县署档案中看到记载，在荒草丛中找到该碑，他知道该碑的史料价值，对碑文进行摹拓后，分寄给相关学者鉴定研究。

1936年，正在乌山图书馆工作的萨兆寅看到此碑的拓片后，结合相关地方文献，撰写了考证文章《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考证出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史实，刊载在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4月10日第80期），很快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同年夏天，萨兆寅同郑鹤声、沈祖牟、欧声和三人前往长乐访碑后，撰写《郑和对于福建文化的影响》，再次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

“郑和碑”共1177字，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记述郑和下西洋的碑刻，现作为“国保”存于长乐郑和公园郑和史迹陈列馆。

除了“郑和碑”外，萨兆寅撰写的考证文章如《明代福建市舶司考》、《福建早稻源流概述》等，至今仍被不少学者引用，其治学之严谨、考据之绵密，足见文史学养的深厚。

“行李乱抛何所惜 一肩乡献愿能担”

抗战爆发后，1938年11月，乌山图书馆整体迁往闽清十六都白云渡（现白樟镇云渡村），时局艰辛，任务繁重，萨兆寅坚守职责，负责图书馆的迁移工作。当时，他以诗明志，“行李乱抛何所惜，一肩乡献愿能担”。1952年，乌山图书馆83000余册图书全部由福建省图书馆接管。如果没有萨兆寅先生当年的坚守，或许这批藏书将毁于战火之中。

1944年4月30日，萨兆寅接任福建省图书馆代馆长，1945年5月9日，正式担任馆长。抗战胜利后，主持省图回迁等工作。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他欢欣鼓舞，在报上发表了《天亮了》一文，之后，他留任馆长，直到1967年去世，历时23年，是省图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

根据《萨兆寅年谱简编》，早在1947年，他就主持收购了福州陈懋复、郭白阳，崇安潘政明等私人藏书家部分藏书。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福建著名藏书家龚易图的后人将龚氏“大通楼”藏书一万余册捐赠给省图，其中不少是珍贵的元明清善本和名家稿本、抄本。1956年，沈祖牟的遗孀张瑞美女士向省图捐赠沈祖牟的藏书四千多册。同年，还组织收购了莆田康爵的藏书近万册。

“这些世家后人愿将藏书捐赠给省图，和父亲在藏书世家中的深广人脉也有一点关系。”萨本敦说，父亲的懂书、爱书在藏书家中有口皆碑，并且和沈祖牟等藏书家是至交好友。

除了对世家藏书的吸纳，萨兆寅也踏遍八闽大地，四处搜罗古籍，救下不少善本、珍贵的孤本。他在闽北曾寻访到一批珍贵的建阳麻沙版书，后被调至北京图书馆。

在萨本敦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嗜书如命，经常工作得很迟，“晚上8点多就睡下了，半夜12点又起来，工作到三四点再去睡觉。因为夜半时安静，好读书”。

萨兆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古籍保护与图书馆工作，至今省图古籍部使用的分类编目法，仍为其手中编订。“解放后，在萨兆寅馆长的主持下，福建省图书馆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馆务工作走上正轨。他是福建省图书馆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福建省图书馆表示，老馆长精通目录学、版本学，熟谙八闽掌故，尤擅乡邦文献整理和研究，并有《福建省图书馆善本书目》《福建方志考略》《福建藏书家资料汇编》《福建版本史话》等大量古籍相关著作。

“可以说，省图古籍善本收藏规模，实成于老馆长之手。”省图的一位老馆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