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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22时55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周光召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是中国科技界少有的两次获自然科学一等奖、两次获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科学家。

“先生走了，他是中国科技界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科技界的‘掌舵者’之一。”作为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岳良回忆恩师时深情地说。

回国奉献，比任何个人荣誉都重要

1929年5月15日，周光召出生于湖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1年，他入南开中学住读，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数学训练和自学能力培养。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耳闻目睹的事实改变了他原来想学电机的初衷，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1年7月，周光召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

1957年，已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的周光召，受国家派遣，远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学习。经过近4年的努力，周光召已经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推导出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等重要理论，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他也因此被世界公认为是学界重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杨振宁曾这样评价：“周光召在杜布纳工作的时期是多产的……他在美国被认为是联合核子研究所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

然而，在课题研究即将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时刻，周光召决心回国。在人们看来，如果他这时回国，转身于新的领域，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尽管挽留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周光召的心里十分清楚，掌握核技术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和紧迫。他坚定地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在这时回国奉献，比任何的个人奖项、荣誉都重要。

原子弹爆炸前，连夜送上“定心丸”

1961年初，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在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任职。周光召的到来，迅速扫清了原子弹研制道路上的障碍。随后研究工作开始加速推进，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62年9月，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顺利完成。

周光召协助邓稼先交出了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随即制造工作立即展开，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运抵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即将迎来核试验的最后时刻。

1964年10月14日夜，距离试验日期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一份来自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的绝密电报，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电报中一种叫作“过早点火”的问题，让一向沉稳从容的周恩来总理也不由得担心起来：这会影响原子弹的正常起爆，甚至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

为确保万无一失，周光召找来了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作为帮手，立即开始了计算检查。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周光召从庞大的数据中抽丝剥茧，针对过早点火的问题，精准筛选出了有用的参数。经过整整一天分秒不停的计算，最终将失败率小于千分之一的结论，交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

在听到周光召给出的最终结果后，周总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随着炽热的蘑菇云在大漠深处升起，巨大的轰鸣声从罗布泊上空迅速传来，震惊世界。

1961年回国后，周光召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了重大贡献。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

1999年9月18日，由于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时年70岁的周光召与22位科学家一起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目前，我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中的21位已经去世，目前仅存的两位为103岁的王希季院士和95岁的孙家栋院士。

主持中科院，推出多项重大改革举措

周光召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是一位卓越的科技领导者，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7年，周光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始终坚持适应时代形势和中国实情来改革中国科学院。他提出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建院模式和“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新办院方针，推出了实行研究所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设立开放实验室（所）、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在周光召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领域保持一支优秀人才队伍的同时，也为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

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期间，周光召主持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以来第一个全面指导学部工作的基本文件，学部制度体系自此建立并不断完善。

病榻上不忘关注最新科研成果

关注科学发展前沿，是周光召一辈子的坚持。

2011年11月15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主持的“973”计划专家顾问组会议上，周光召刚刚作完关于“973”计划任务的总结讲话，就突发脑出血，倒在徐冠华的身旁，从此再没能康复。在住院治疗期间，科学突破成了最能打动和慰藉他的事之一。

有两件事给吴岳良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美国科学家宣布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一科学突破震惊世界。国内电视媒体采访了吴岳良。

周光召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和吴岳良接受采访的画面，因病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他，激动地用肢体语言颤颤巍巍地“诉说”他的愿望。站在一旁的女婿看到后，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致电吴岳良并邀请他来讲讲引力波。

“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周先生非常激动，眼睛看着我，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吴岳良回忆道。

第二次是在2018年，吴岳良完成了“超统一场论”研究工作。这一工作源于1996年，回国后的吴岳良与周光召开始共同研究大一统理论，次年，他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对所有基本力的一种可能的大统一模型》的研究论文。这是“超统一场论”最初的想法。而那一年，周光召又一次因国家需要，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放弃他喜欢的理论物理研究。

2018年，论文发表后不久，吴岳良向老师汇报这一成果。这一次，他慢慢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吴岳良说，周光召始终坚持科学研究只有世界第一，没有世界第二，必须要做世界第一的工作，“这种精神和对科研的执着，深深影响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