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柳小玲/文 李梓召/图

部分图受访者提供

近日，泉州市档案馆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尺素见丹心——侨批中的抗战印记”主题档案文献展。泛黄纸页间跃动的家国情怀，如时光隧道般将我们拉回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不仅践踏中华大地，更波及海外华侨家庭与侨居国人民。民族危亡之际，海外闽籍侨胞心中，家计的忧思与家国的担当交织，从信笺上“还我河山”的呐喊到节衣缩食捐资捐物，从街头义卖的奔走呼号到青年毅然弃业从军——一封封穿越烽火、跨海而来的侨批，正是这段热血历史的忠实见证。

八十余载光阴流转，硝烟早已散尽，这些侨批却化作永不褪色的世界记忆，静静诉说着赤子的家国深情。

侨批传檄：方寸之间的抗日呐喊

泉州市档案馆的库房里，侨批研究员吴阳裕轻轻展开一封封侨批，那些盖在信封与信笺上的抗日印记，瞬间刺破了岁月的尘埃。

记者看到，一封侨批信封背面盖有“怕做亡国奴，勿买日本货”的邮戳，另一封印有“抵制仇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口号，字字千金，表达了华侨抗日的决心。

“华侨不仅走上街头义卖、印发传单抵制日货，更将抗日声援刻进日常——在侨批封上盖印口号，让每一封家书都成为流动的抗日宣言。”吴阳裕介绍。

信笺之上，抗战的热忱同样滚烫。记者见到多种抗战主题信笺，有印着讽刺侵略者漫画的“抗日笺”，有临摹岳飞“还我河山”的书法笺，有画着战斗机图案的“航空救国笺”。一封菲律宾华侨蔡乌忍寄给石狮吴扶西的侨批上，信笺顶部印着一幅雄鸡报晓图：朝阳下，一只雄鸡昂首挺立竹梢，旁边题着“胜利”二字。“这‘胜利笺’生动展现了华侨对抗战胜利的深切期盼。”吴阳裕介绍。

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收藏的一封侨批尤为特别，信笺上印着蔡廷锴将军头像，两侧“救国”“英雄”四字熠熠生辉。刘伯孳解释，1932年1月28日午夜，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于上海奋起抵抗日军突袭，消息传到海外，华侨视蔡廷锴为民族英雄，特意将他的头像印在信笺上，让英雄的精神随家书传向侨乡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印在侨批上的符号，将家国大义融入柴米油盐的家书，既映照着特殊年代的社会脉动，又串起了侨乡与海外游子的精神共鸣，是战火中最生动的抗争注脚。”刘伯孳说道。

烽火断邮：万里之外的家国情重

作为家书，侨批是华侨与家人之间温暖而坚韧的情感纽带。在泉州市档案馆整理的抗战侨批中，一封封家书里，生存的焦虑与亲情的温度交织，字缝间满是对家庭的担当，也藏着对战争苦难的无声控诉。

1937年8月4日，菲律宾华侨吴文窍在卢沟桥事变后寄给晋江妻子的侨批里，字里行间浸着焦灼：“事后战争扩大，家信必然断绝，实在是十分为难，一家数口仰仗你；你一定要和母亲共同商量设法度日，多少种点田地，以维持生计……”万里之外的他，既怕与家人失联，又忧心战火中断了侨汇，家人将陷入无以为继的困境。

印尼华侨洪维彩寄给南安妻子的侨批中提及，因政府控制外汇，四月以来未能寄信。吴阳裕介绍，1939年，国民政府推行侨汇管制政策，要求所有侨汇通过官方银行强制兑换法币，忽视侨汇特殊性。在多重因素下，1940年福建侨汇同比暴跌47%。洪家的断汇经历正是百万侨眷绝望的缩影。

“内地的米、其他杂物等都涨价”也非泛泛之言, 吴阳裕进一步介绍，《福建省志·物价志》记载，1940年福建米价较战前暴涨20倍，侨眷赖以为生的汇款，实际购买力已缩水至原值的15%。洪妻信中“每月需多费用”的低语，实则是全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求救信号。而洪维彩“如果有方便的话，我自会多寄，不用担心”的回应，是海外游子在困顿中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毁家纾难：点滴聚成的抗战洪流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当时的海外华侨普遍关心祖国的安危，他们节衣缩食，以购买救国公债、常月捐等方式踊跃捐资抗日，为祖国筑起抗敌的后盾。

常月捐，便是东南亚华侨最常见且最见成效的支援抗战的捐款形式。刘伯孳介绍，在晋江侨批馆收藏着一封旅菲华侨詹廷团在1937年写给妻子的侨批，信中说：“因为余在垠埠现在须每月捐款给国家，以为抗敌之费。此乃每个国民应做的事。因为此时若不尽量的捐给国家，国家无了后盾，一旦战败，我们全中国之国民便要皆做了亡国奴。”

一张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救国常月捐的捐款证明书，证实了詹廷团在1939年7月3日曾向委员会捐了菲币三元——这三元背后，是千万侨胞“积少成多，共赴国难”的信念。

刘伯孳研究发现，1938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三年半内筹得700余万比索捐款，在南侨总会集中汇回国的常月捐中，菲华人士捐款数均占东南亚各地首位。

而在南侨总会统一号召下，华侨的爱国热忱化作更磅礴的力量：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接踵而至，购公债、义演、义卖、献金、献机等行动此起彼伏。据统计，1937年至1940年，南侨总会募集抗战义捐达5亿元、寒衣50万件，还有价值250万元的药品。另有资料显示，至1941年12月，海外各地华侨逐月义捐1350万元，其中东南亚华侨月捐数达734万元——这些数字，是侨胞用血汗凝聚的“抗战输血线”。

请缨赴难：华侨青年的血色青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华侨不仅捐钱捐物，更纷纷组建抗日救亡组织。在这些团体的感召下，许多青年华侨放弃学业、辞掉工作、告别亲人，踏上回国参战的征程。

1939年4月17日，菲律宾华侨蔡乌树寄给晋江姐姐的侨批里，写着一个滚烫的决定：“环侄正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侄儿志已决，他终而去”。信中特意说明，“环侄”此去并不即上前线打仗，而是再受训五个月，派往乡村当教练，“组织民众都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

侨批收藏与研究者黄清海介绍，这是一对姐妹的通信，讲述的是她们的侄子“环侄”在菲律宾姑父厂里工作，家境优渥，却毅然放弃海外安稳生活，执意回国参战。

“从‘环侄’身上能看到闽南人正义与尚武的精神。”黄清海说，“‘环侄’的选择，是千千万万华侨青年投身抗日洪流的缩影，他们或直接参战，或投身后勤、宣传、训练等工作，用青春与热血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2015年出版的《抗战家书》中记载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便是这段历史的生动注脚。1937年12月，菲律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在报上刊出广告，征召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工人、学徒、店员等踊跃报名，共六七十人参加学习训练，最终挑选精干队员28人，组成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1938年1月，义勇队乘船回国，与祖国军民并肩战斗。这支队伍后来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团长沈尔七出生于晋江，曾三度回国作战，未踏入家门一次，牺牲时年仅28岁。

如今硝烟散尽，这些穿越烽火的侨批，早已超越了家书的意义。它们是镌刻着赤子丹心的“世界记忆”，是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凝聚的精神密码，让每一个读到它们的人都记得：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对祖国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