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么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首熟悉的儿歌,伴随着新学期开学季的到来,再次唤醒我们对校园生活的美好想象。
新学期,神兽归笼的课堂什么样?开学文具都有哪些?古人开学又有哪些故事?今天的《史话》一起看看古人开学奇遇记。
神兽归笼,夫子心好累
清代钱慧安所作《百子图册》中的“闹学”图,描绘了一幅生动可爱的课堂热闹景象。看看这些调皮的娃,都在学堂里整了些什么活儿?
有的正认真地给小伙伴做妆造,有的已经欢脱地玩起了捉人游戏,有的在一旁看热闹,还有自娱自乐的娃索性脱了鞋,躺在桌子上练起了功夫,也有“i人属性”的孩子在远处静静地看着。最大胆的居然在夫子头上吊起了蜘蛛!也不知夫子是真睡还是假寐,倒是以静制动,也许在默默地告诉自己:“心态放平,佛一点,只要我闭上眼睛,就看不到这些胡闹的娃儿。”
这群娃也太不让夫子省心了吧!
文房不止四宝
玩归玩,闹归闹,正经起来还是学习最重要。开学第一天,装备得准备好,都要带些啥?看看夫子的桌上就知道了!
除了一摞摞书本之外,笔筒是必不可少的,里面装满了各式毛笔,还有一把乘凉的扇子,旁边则摆放有圆盘形的砚台,余墨未干。
夫子左侧还摆着一架笔山,用来放置使用中的毛笔。此外,还有茶壶、茶杯和印泥。
这笔墨纸砚文房四宝齐全,还有茶水可饮,学习氛围已经营造到位了,就看这群闹腾的孩童,什么时候能进入状态了。
其实古时候的文具可不止这四宝,文房里的宝贝多着呢。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卢葵生漆砂文具盒,一盒里就有六宝,分别是长圆形砚台、圆形嵌螺钿螭虎纹印盒、六方形彩漆描金印盒、海棠形紫砂壶式砚滴、圆形笔筒和几案式墨床。
印盒又称“印池”,是盛放印泥的用具;砚滴贮存水,供磨墨之用,有陶、瓷、玉、石等各种材质;墨盒是用来盛放墨汁的物品,比砚台磨墨更为方便。
多种多样的文具,哪个娃不想拥有?
不是差生,但文具也很多
除了常见的笔墨纸砚以外,古代学生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小文具,现代人不好好开挖脑洞,绝对想不到其用途。比如看起来跟弧形筒一样的臂搁,它可是古代学生的写作业神器。因为古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向左,他们的“校服”袖子又那么大,墨水又不是速干的,这样从右到左写上几行,那“校服袖子”岂不是要常年黑漆漆?于是古人就发明了“臂搁”这种写作业神器。
臂搁通常由竹子、檀木、玉等材料制成,中间有一定的弧度,这个弧度正好可以用来遮盖刚刚写好的字,学生每写完一行字,就把臂搁罩在字上,这样就可以避免袖子变抹布、作业要重写的惨剧。此外,臂搁还可以用来搁放手臂,这样就可以减轻手臂的疲劳。
当然,字写得再好,也难免有写错的时候,古代学生也拥有“修正胶带”。在古代学生还是用竹简时,他们的“修正胶带”是一把书刀。这种书刀通常是用铁片做成的小刀,刀把上有圆环,可以随身挂着,一旦写错了字,就将其取下来,用书刀把错字刮掉,然后再重新写。
当纸开始普及后,书刀就不再好用,刮不好,弄个洞出来。于是,古代学生带着满满的“求生欲”,用起了一种名叫雌黄的“修正液”。雌黄是一种黄色的矿石,它的颜色与纸张相近,作画时可当颜料,写字时可当褪色剂。当古代学生写错字的时候,直接把雌黄涂在错字上,用雌黄的颜色覆盖掉字迹,然后再在上面重新写字,简直就是古代学生的作业救星。成语“信口雌黄”也正是源于此呢。
小么小二郎
背着“书包”上学堂
从古至今,读书人都离不开随身装书的工具,那么古人用什么样的书包呢?
古人最重的“书包”莫过于“箧笥”(qiè sì),相当于现代人的拉杆箱书包。不过“箧笥”只是划分出来的大品类,在这个大品类的下面,古人又根据功能性的不同对这种拉杆箱书包进行了更细致的区分。古代的“箧”指的是小箱子,多为方形,质地密实,容量小,用来给学生放书籍纸本用。
而“笥”是用竹子编制而成,质地稀疏,容量特别大,古代学生将它用来装学习用品、衣服、食品等。箧与笥搭配使用,成为古代学生出远门读书的标配。
到了隋唐以后,古人就不再称这种拉杆箱书包为“箧笥”了,而是称其为“箱笼”。
“箧”还有一个同类产品,叫“笈”。《说文解字注》引晋周处《风土记》称:“笈,谓学士所以负书箱。”比起“箧”,同样是用竹子编制而成的箱子,“笈”似乎更能代表古代学生的书包。因为古人向来喜欢搞神秘,他们在得到珍贵的书籍后,不会将它们放在书架上,而是悄悄地放置在笈内收藏,秘不示人。于是“笈”又被用来代指孤本好书,“秘笈”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唐代以后,随着民间纺织工艺的发展,布制的书囊、书袋开始出现。相较于箧、笈,书袋、书囊很轻便,容易背负,已经接近于今天的书包。
北宋诗人柳子文有诗《次韵呈慎思学士》:“诸蕃入学愿可偿,槐花举子促书囊。”那时候,书囊不仅是学子的书包,也象征知识的积累与身份认同。
明清时期学堂、私塾增多,学子可就近读书,此时课程也简单,无须背太多书本,书囊就成了日常装书工具。晚清私塾中,学生多用染布缝制的方形布包,内装《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读物。
8岁苏轼“开学第一问”
播下心系天下的种子
古人的开学故事,精彩纷呈。
大文豪苏东坡八岁那年,进入四川眉山天庆观北极院读书,师从道士张易简。在这里,他既读儒家经典,也学《老子》《庄子》,自幼深受道家文化熏陶。
一日,有士人携北宋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诗》来访,苏轼在旁窥看,竟能诵记诗中词句。
他好奇诗中歌颂的十一位贤臣是何许人,便向老师发问。
老师反问:“童子何用知之?”苏轼朗声答:“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老师惊异于这个孩子的志气,便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事迹一一告知,并叹道:“此四人者,人杰也。”
苏轼后来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回忆,“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一颗崇慕贤达、心系天下的种子,早在开学之初,便已悄然种下。
白居易早年苦学的经历也广为流传。其在《与元九书》中自述:“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可见其启蒙甚早。
后来为考取功名,更是“苦学力文”,“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猴飞狐跳“开学总动员”
不止于人间,古代那些藏在志怪笔记、民间传说里的精魅鬼狐,也对读书风气心向往之。
吴承恩在《西游记》里写着,孙悟空漂洋过海来到灵台方寸山,拜入菩提祖师门下。
开学,祖师问他姓什么,猴头竟答:“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
这般天真烂漫,却还是在课堂上吃了苦头,挨了戒尺,被叫“办公室”,但也因为此时,得传长生妙道。
可谓古典小说中最精彩的“开学第一课”。
而好学者,又何止是猴?狐,亦大有灵性。
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就曾在《子不语》中载有“狐秀才”的趣闻。
书中狐狸自述:它们须经泰山娘娘考试,每年一试,文章道理俱通者方能取得“秀才”身份,成为可修仙的“道狐”;落榜者则仍为“野狐”,与仙道无缘。
而这修行之路极为艰难:先得学尽天下鸟语,方能仿人声;再修五百载,才可变人形。如此勤学苦修,只为一朝得道。
这些精怪日夜苦读,只盼通过科举以登仙箓。它们虽是异类,却也珍惜读书的机会。
无论是人是仙、是古是今,每一个“开学”瞬间,都映照出同一种精神:向学之心,从无边界;向道之志,皆可生长。
所谓开学,不惟是课本的翻开、课堂的钟声,更是一种文明精神的接续、一方水土文脉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