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千百年来，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奠定了中国文化丰厚的节俭传统。在国家治理与建设中，在千家万户的家风家训中，这种节俭过“紧日子”的传统代代传承。

老子有“三宝”，节俭是其一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在生活观念上却几乎一致“尚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认为，节俭自持，是富裕安康的前提条件之一。孔子讲究礼仪，但是强调以节俭为本，“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家更进一步地提出为人为政都要节用：“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秦汉以后，人们普遍接受儒、墨两家的观点，对于能够节俭的人物大加称赞。

古时官吏升迁要考“节俭”

优秀的品质总是如影随形。节俭往往会催生廉洁，而廉洁亦会提高威望。为官者把俭朴和廉洁的关系理清楚了，节欲戒奢，戒奢从俭，以俭养廉，也就掌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因此古时官吏的升迁考核，常将能否“节俭”作为一项基本内容。

唐朝初期，有一个宰相叫李勣，他不仅功勋卓著，而且为人低调、非常节俭。一次，一个老乡到京城去拜访他，到了饭点，李勣就留他吃饭。饭桌上摆的是饼，客人吃着嫌弃饼边缘不干净，就顺手撕了扔在一边，“裂却饼缘”，李勣见了很生气，着实训斥了他一番。

唐朝初期统治者节俭务实，创业兴邦，而唐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又盛。讴歌节俭、劝诫奢侈于是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杜甫《往在》里说：“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白居易则写道：“岁丰仍节俭……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提出太平之世的“秘诀”在于节俭，即使是在丰收之年，也不能丢弃勤俭之德。

范仲淹儿子请客

米饭上盖豆豉

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都十分注意自身生活俭朴，也将俭朴融入家风家教中。

北宋名臣范仲淹，不仅政绩卓著，而且“以清苦俭约著于世”，言传身教，范家子孙都严格遵守节俭的家风。《曲洧旧闻》中记载，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官居宰相后，一次请朋友吃饭，饭局过后，朋友不经意间感慨：“啊，范丞相家的家风终于有所改变了！”有人追问他何出此言，他回答：“盐豉棋子而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以前范丞相家吃饭，就是面条米饭上盖着豆豉佐餐，这次去他家吃饭，居然能在豆豉上吃到了两片肉，这难道不是改变家风了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笑声中却带着深深的敬意。

朱熹的节俭之道

《朱子家训》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南宋理学家朱熹历事四朝却一生淡泊名利，安守清贫。一次，他去看望女儿女婿，未料女婿不在家，女儿留他吃午饭。因家中贫困，女儿只端出几碗大麦饭和一碗葱汤，对父亲很是愧疚。朱熹却不以为意，开开心心地吃了，并告诉女儿俭朴度日是良好家风，对于饮食，不要计较多少和好坏。

吃完饭后，他还题了一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儒家风味薄，隔邻犹有未炊时。”女婿回来后，对岳父的俭朴之风与仁爱之心大为感动，便将此诗作为家训，于书房悬挂。后人亦以“朱子固穷”赞扬之。

汉文帝：

百金露台不建也罢

在古人看来，节俭不仅是个人生活中的美德，更应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去看待。历史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过“紧日子”过出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奉行“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为政理念，勤俭治国，为秦的强大乃至后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秦始皇兴建阿房宫豪华盖世，终为“楚人一炬”，沦为焦土。秦亡汉兴，汉初力崇节俭，汉文帝执政23年，宫室园林、车马侍从，均无增加。文帝想做一个露台，预算下来，要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便放弃了。

正是由于汉文帝躬行节俭，以上率下，使当时社会形成尚俭崇廉风尚，“文景之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得以产生。

然而，文景之治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此后虽国力鼎盛，可社会“崇奢”之风却愈演愈烈，为亡国埋下祸根。

隋朝统一国家后，隋文帝力除侈靡之风，“务从节俭，不得劳人”，“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而隋炀帝却穷奢极欲，致使亡国。

太宗“项目下马”

与玄宗“奢靡之宴”

到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唐代，勤俭节约的观念依然受到提倡。

唐代的“贞观之治”正是得益于厉行节俭的警钟常敲，给后世留下了很好的榜样。《贞观政要·论俭约》记载了唐太宗的很多故事，其中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却没有人抱怨，因为民心所向；秦始皇营建宫室，人民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

然而在开元盛世中，唐玄宗满足了、懈怠了，没有曾经的克勤克俭，而是“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在他的影响下，整个朝廷“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则是物务多废”。

宋朝将过“紧日子”制度化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另一方面对外关系一直表现得较为软弱。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宋朝的皇帝都崇尚节俭。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宋太祖赵匡胤从一员武将登上了皇位。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家教较严，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甫一建国就开始带头过起了“紧日子”，宫室内一切从简，史载：“帝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宫里悬挂的帘子，都是粗布所制；洗了多少次的旧衣服依然穿在身上。皇帝的专车叫玉辂，赵匡胤用的是前朝皇帝用过的“二手车”。

在赵匡胤的影响下，此后宋朝历代皇帝都将过“紧日子”制度化。宋代的节俭国用形成了制度，其宫廷开销、祭祀支出、赏赐大臣等方面都要求节俭。

到宋徽宗时，这一传统被打破，朝廷大肆征召花石纲，从浙江等地运往开封供观赏的花木和石头，光运费就耗资巨大：“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其结果呢，不仅出现秦桧等生活奢侈的权相，很快又迎来“靖康之耻”。

林则徐的两道廉政“传牌”

清代官场腐败盛行，民间素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和珅倒，嘉庆饱”的说法。

林则徐为官三十余载，始终清正廉洁，一心为民。

1830年8月，林则徐从北京出发赴任湖北布政使。进入湖北境内后，林则徐立即发了一道“传牌”给沿途官员，宣布了对人对己的廉政要求：

一是赴任途中一切费用自理；

二是不准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溜须拍马；

三是不搞远接高迎官场缛节；

四是不准打着本官的旗号私索钱物，如有勒索者立即严办。

八年以后，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广州禁烟。此行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广东五省，行程数千里。行前他又发出“传牌”，对沿途接待事宜作了明确规定，概言之是“三严禁”：

一严禁高接远迎，交通工具自行解决；

二严禁铺张奢靡，“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只用家常饭菜”；

三严禁索贿受贿，不许“索取丝毫”。

这两道“传牌”，可以说是林则徐的“廉政公示”。

林则徐两任钦差大臣，五任地方总督，历官十四省，为官三十余年，到底留了哪些家产给子女？在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份1847年林则徐在陕西巡抚衙署养病期间给三个儿子立下的《析产阉书》。

“除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西边一所，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区，毋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各值银一万两有零……”

林则徐官至一品，留下的财产尚不及他一年的“养廉银”，且无现银可分，足见其为官清廉。

在《析产阄书》中，林则徐嘱咐儿子们：“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

林则徐给子孙所留家产虽然不多，却给子女留下了严谨、节俭的宝贵家风。

（综合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福建日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