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北京晚报
新上映的电影《731》讲述了侵华日军在哈尔滨平房区开展细菌战研究、屠戮百姓进行人体试验的故事。影片还原了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暴行，包括活体冻伤实验、毒气实验等反人类罪行。在哈尔滨的第七三一部队内，日寇就残杀中外民众达3000多人。细菌部队是侵华日军的特殊部队，曾杀害华北地区千百万民众，其罪行远超影片镜头所呈现的范畴。
石井四郎是始作俑者
日本法西斯很早就开始研究细菌武器，石井四郎便是日本细菌武器的始作俑者。石井四郎于1924年至1926年间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专门从事细菌学、血清学、防疫学、病理学研究。1927年，石井四郎开始研制“秘密杀人武器”。1928年4月，他被派往欧美等地考察细菌战问题。1930年春回国后，他提出“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建立起实验中心”的建议，日本军方随即在京都陆军军医学校秘密建立由其领导的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着手研究细菌战的战地供水与大量生产细菌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为准备扩大侵华战争及对苏作战，并利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933年8月批准石井四郎的要求，将东京的“防疫研究所”秘密迁至我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一带，还在五常县背荫河设置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靶场及监狱等设施。为掩人耳目，该部队对外称为“加茂部队”，仍由石井四郎主持。1936年，为配合侵华战争的扩大，该机构扩充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继续担任部长。1938年，部队迁至哈尔滨东南平房镇，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研究与实战基地；1941年6月，正式改名为“关东军七三一部队”。
与此同时，侵华日军还在吉林省长春孟家屯增设“关东军兽类防疫部”本部，这支专门针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研究的部队，被称为“第一〇〇部队”，定员1200人。第一〇〇部队的前身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主要负责研制用于细菌战的细菌武器。根据1954年8月16日《安达诚太郎口供》记载：“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根据关东军的命令，制造了50,000至100,000C.C.的炭疽预防液及500,000至1,000,000C.C.的血清，供应了并河和高岛部队。”
这两支部队名义上承担防疫职能，实则是研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试验及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
细菌战还有三支部队
2018年5月6日，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首次公开了细菌战部队“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的成员名簿。该档案名为《甲一八五五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原件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茨城分馆。
随着侵略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侵华日军在华建立了华北、华中、华南三个大规模细菌战基地：在北平设立“北支甲1855部队”，在南京设立“东支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荣字1644部队”），在广州设立“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波字8604部队”）。这三支细菌部队在中国实施残酷的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
“1855部队”于1938年2月组建，本部设在北平，隶属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业务上受关东军七三一部队指导。部队下设三个课：卫生检验课、细菌生产课和细菌武器研究所（课级）。除北京本部外，还在天津、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包头、大同、太原、运城、新乡、郑州、开封、济南、青岛、徐州、碓山等16个城市建立了支部、出张所（类似于办事处的机构）和分遣队。
“1855部队”
罄竹难书
日本法西斯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生化武器，实施罪恶的细菌战与化学战。731部队制造了战争时期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实验、生产、使用大量霍乱、伤寒、鼠疫、炭疽热、结核、破伤风等病菌，将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蒙古人当作“马路大”，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并在浙江、湖南、北京、江苏、山东、山西、吉林、云南等地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杀伤中国平民。
“1855部队”的罪行堪比731部队，其总部设在北平天坛公园神乐署。与731部队一样，“1855部队”大量使用活人作为试验材料，受害者主要是被捕的中国抗日志士、无辜平民及战俘。
“1855部队”的罪恶实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注射或强迫感染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等烈性病原菌，观察受害者的发病过程及致死效果；进行活体解剖，观察细菌对人体器官的破坏情况；进行冻伤、毒气等其他野战环境实验。
“1855部队”内设有巨大的细菌生产工厂，配备孵育室、冷藏库、多个工作室等设施，能够大规模培养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病菌，并研究其投放方式，如通过飞机喷洒、炮弹投掷或人工散布等。
这支部队曾在当时的绥远省西部实施鼠疫细菌战。1941年末至1942年3月间，日军通过飞机喷洒细菌、间谍散播细菌等方式，导致该地区临河、磴口、五原、包头等12个地区暴发鼠疫，造成大量无辜百姓伤亡。
1943年上半年，“1855部队”抛出一份《霍乱预防实施计划》，在“预防”的外衣掩护下，在北平城内散布霍乱菌。随后以“防疫”为名，强行对市民进行所谓“检查”，查验尸体750具，将重症患者封锁在家中禁止出入，还屠杀了300名中国人。到8月份，北平市出现霍乱病例集中暴发，截至10月底，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其中1872人死亡。
为配合日军的军事扫荡，“1855部队”还向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及村庄投放受细菌污染的食物、衣物或带菌跳蚤，导致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暴发。华北防疫给水部队作为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妄图通过惨绝人寰、丧失人性的细菌战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日本战败后，“1855部队”迅速销毁大部分证据、设施与档案，所属官兵转移至各陆军医院，并被命令严守秘密。美国为获取细菌战数据，有意包庇“1855部队”，使其核心成员大多未在东京审判中受到清算。
□焦点
日军对福建的
细菌战罪行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受阻后，将细菌战作为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阴狠手段。福建与浙江、江西、广东等细菌战重灾区相邻，日军在浙赣战役中实施大规模细菌战后，利用难民流动、特务投毒等方式，将鼠疫、霍乱、伤寒、疟疾等病菌引入福建，借战乱环境加剧疫情蔓延，企图以疫病瓦解福建军民抵抗意志。
荣字第1644部队1939年于南京成立，常与731部队协同，在浙赣投菌，致使鼠疫借难民流入福建浦城等地。波字第8604部队1938年在广州设立，将福建列为重点“关注”区域，曾在福州战役后解剖尸体检测鼠疫，还走私带菌老鼠，让鼠疫在福建沿海蔓延，给福建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日本对福建实施细菌战的传播路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方式为直接进攻，“日寇侵占福州后，为稳固闽江口战略要地，向福建全省实行狂轰滥炸。据战后不完全统计，福建49个县遭到日机的袭扰轰炸，日军出动飞机642次，3104架次，投弹5511枚，炸毁房屋23105间，死伤人数6430人，直接损失9770多万元”。很多的细菌就由日军专用飞机投向福建战场，1942年福州鼠疫大暴发前，目击者称日军飞机低空掠过城区，投掷混有麦粒的不明粉末，随后出现大量死鼠，这与华中荣字第1644部队的细菌投放是高度相关的。
第二种方式为间接扩散。由于日本军力不足，“惟敌对我内地之阴谋，已因军事上之无力侵犯，而改用特务上之毒菌之进攻”，“两月来，敌领馆遣派此种汉奸百余名，携带毒菌，潜入闽省各地，将到处施放毒菌，造成我内地之广泛疫区，用毒菌杀害我民众”。1942年浙赣战役后，浙江衢州、龙泉的鼠疫难民涌入浦城，“疫情随难民传入”，随后沿闽江航运扩散至建瓯、南平。江西黎川的鼠疫则沿富屯溪顺流而下，1943年邵武、顺昌相继暴发疫情，形成与江西疫区相连的感染带。
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战给福建人民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福建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国鼠疫发生最严重的省份”。据国民政府卫生防疫部1948年的统计，“1939至1948年全国共有17省发生鼠疫患者共38296人，死亡22298人，而其中福建一省的鼠疫患者便高达18686人，死亡11275人”，患者和死亡人数是当时国内最高的。
据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抗战期间及其之后的时间内，福建鼠疫患病和死亡人数更甚，特别是在日本侵略福建期间，福建居民因鼠疫死亡的人数高达59842人。（据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