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吴雪薇 梁展豪 文/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4日通过决定，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并规定国家通过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台湾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抗战时期，超过5万台湾同胞跨越海峡回到祖国，与大陆人民并肩作战，抵御外侮，“台湾义勇队”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而在闽台胞是其主要组成人员。当年热血多逝去，但由其队员子女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同样经历过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日前，海都记者拜访台湾抗战老兵、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员张秀卿，老人虽已年届九旬，在福州的家中，讲起那段两岸同胞携手抗战的往事，仍然心潮澎湃。

“我们都是小孩也怕死，但仍义无反顾”

今年96岁的张秀卿出生于台北，祖籍福建闽侯南通。她的高祖一辈从福州闽侯渡海赴台经商定居，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日本侵占，张家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我爸爸张瑞凤，是从日本学医回来的。”谈起父亲，张秀卿仍有孩子似的骄傲，“他常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当日本人的顺民。”

台湾被侵占后，张家虽在台扎根，但始终心系故土。抗战爆发后，张瑞凤毅然举家迁回福州，在闽侯老家购置田地、橘园，安顿家人，又利用所学在福州南台岛开设医院，医治疑难杂症，因此深受邻里尊敬。

1938年，福建局势也陷入紧张。由于难以甄别在闽台胞中是否有日谍，当时福建省政府将战略要地的台胞迁往武夷山深处的崇安，设立“台民垦荒所”，集中管理。张瑞凤最终在那里病逝。“那时候他只有53岁。”老人讲起时，声音低沉，眼眶湿润。

后来，台胞领袖李友邦挺身而出，带领崇安台胞转赴浙江金华。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今84号）成立。“抗日救国，光复台湾”的号召，让无数台胞热血沸腾，张秀卿的三哥张飞中也在其中。“都去，都去！”哥哥托人带回的话，让小小的张秀卿也十分激动。1941年，年仅9岁的她与六哥张益中随队伍踏上前往金华的路。由于年纪太小，他们不能加入义勇队，便加入了由义勇队队员的孩子们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一路战火纷飞，日本人飞机追着炸，炸弹落下来，人就没了。”她说，“我们都是小孩，也都怕死，但小队员们仍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来啦来啦！表演鼓舞士气”

少年团初成立时，仅有6名团员，到张秀卿加入时，已发展至60余人。“那时候的个头只有这么高。”老人比画着所坐的藤椅椅背说。但人小鬼大的小队员已开始学着独立生活，“每天读书、上课、锻炼、劳动，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少年团并非童子军，而是真正的抗战力量。他们随军行动，深入前线，以演讲、唱歌、舞蹈、街头剧等形式鼓舞士气。日军侵占杭州、萧山，沿浙赣线南侵，敌我拉锯不断，孩子们就在炮火间穿行。

小队长王正南发现张秀卿活泼机灵，便让她学舞蹈。“老师和大家都很喜欢我。”她笑着说。她最常表演的，是那首激昂的《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日渐年迈的张秀卿，记性已然不是很好，但随着记者轻轻打响的拍子，老人眼神发亮，竟一字不差地唱完了全曲，仿佛重回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那时候虽然小，但唱得很好。有表演，大家就叫我来；我就讲：‘来啦来啦！’”张秀卿说。

“我们知道要爱国，要打鬼子”

少年团不仅要演出，更要接受系统教育。曾在泉州石狮行医，后被当作日谍被害的台湾医生曾水添，其妻柯水治及其子女也曾分别加入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后人撰写的《家族的记忆》中曾提及，少年团的课程涵盖政治常识、军事知识、自然科学、语文、日语和艺术训练。团里有专职指导员授课，李友邦也常亲自来讲课。“他讲抗日，讲台湾怎么被占，讲我们为什么回来。”张秀卿反复提及这些课，“那时候不懂的很多，但知道要爱国，要打鬼子。”

这是知识的教育，也是精神的熏陶与传承。“少年团其实也是义勇队的‘托管所’，把孩子带在身边，大人打仗才无后顾之忧。”老人的儿子潘炳钊说道。

“回到台湾，到处都请我们唱歌跳舞”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随军返台。那一刻，山河重光，万民欢腾。“我们也回到台湾，到处都请我们唱歌、跳舞。”张秀卿回忆，“从天亮跳到天黑，十几个小时，不觉得累，只觉得高兴。”

台湾各地举行庆祝大会，少年团成为最耀眼的风景。他们跳的是抗战的舞，唱的是胜利的歌，讲的是光复的故事。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