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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对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具有指导意义。
实践中不少案例显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与家庭教育履职不当高度相关。追溯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其所在家庭，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家庭教育缺位、失当或者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因素。自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通过签发“家庭教育指导令”等方式依法发挥职能作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这批案例重申拒绝暴力是家庭教育的底线，对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侵害未成年子女的暴力行为应坚决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典型案例还对在离婚纠纷、离异后探望权纠纷中发现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强调婚姻状态和家庭结构变化不能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案例1
夫妻长期冷战
女儿出现轻度抑郁
原告方某某（女）与被告胡某某（男）于2014年9月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于2015年2月生育婚生女小胡。2025年2月，方某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与胡某某离婚，胡某某当庭辩称双方感情未破裂，明确不同意离婚。
审理法院发现，方某某与胡某某因婚姻矛盾长期处于冷战状态，近半年来多次在未回避小胡的情况下，于家中发生争执。方某某还曾多次在小胡面前抱怨胡某某“不负责任”，并将载有夫妻双方争执内容的微信聊天记录毫无保留地给小胡查看，将婚姻中的负面情绪传递给小胡。胡某某则以“忙于工作”为由，长期缺乏对孩子的陪伴，并信奉“打击式及粗暴型教育”，作业错一题也会罚站，因嫌弃孩子养的宠物兔影响家庭卫生环境，曾当着孩子的面将宠物摔死……父亲常年不当的管教手段，让小胡对其心生恐惧。以上因素导致小胡出现情绪低落、对既往感兴趣的活动兴趣减退、失眠、与同学交往频率减少、不愿意去学校上学的情况。2025年1月，某医院为小胡出具《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结果分析报告》，载明小胡存在轻度抑郁症状。
法院发送家庭教育指导令
助其生活学习恢复正常
鉴于原、被告双方均未关注到小胡的情绪变化，将家庭生活矛盾传递给小胡，未与小胡进行有效沟通，是导致小胡出现抑郁症状的主要原因；且双方未就小胡的心理状况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未能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与教育责任。法院依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印发的《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于案件审理期间作出决定书，向方某某、胡某某分别送达《家庭教育指导令》及《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明确要求二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优先关注小胡的心理状况与情感需求，并于决定书作出次日起3日内，前往法院指定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接受系统性指导。
方某某、胡某某如期完成2次系统性家庭教育指导，在回访中表示已认识到“离婚矛盾不应牵连孩子”，方某某不再向小胡抱怨婚姻问题，胡某某每周固定抽出2个晚上陪伴小胡阅读、聊天，二人还共同与小胡的班主任建立联系，每月主动沟通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
庭审结束后，方某某带小胡到医院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住院治疗后，小胡的轻度抑郁症状在1个月内得到缓解。经指导机构评估，小胡主动与同学交流次数增加，重新拾起绘画兴趣和学习兴趣。在法院后续的回访中，方某某表示小胡的生活学习已经恢复了正常。
案例2
离婚十多年
父亲从未探望孩子
2011年7月，卢某与杜某甲登记结婚，后杜某乙出生。2012年11月，母亲卢某与父亲杜某甲办理了离婚登记，《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杜某甲每月可探望杜某乙一次。然而协议签订后，杜某甲从未探望杜某乙，甚至逐渐断绝联系。杜某乙希望杜某甲依法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抚养探望上都能尽到做父亲的职责。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杜某甲至少每月一次探望杜某乙以承担抚养教育之职责。
法院经审理认为，探望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议、人民法院判决或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情况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配合。探望不仅是父母关怀子女的重要方式，也是子女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离婚后，虽然父母间的夫妻关系已经消灭，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仍应尽到抚养、教育的职责，关怀子女的生活、教育、健康，弥补对子女陪伴的缺失，增进情感的交流。
法院开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帮孩子找回父爱
本案中，杜某乙正处青春期，需要父亲的关心呵护，且在庭审中明确表达了希望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得到父爱的强烈愿望。而杜某甲离婚后十余年来从未探望杜某乙，漠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错过了孩子的教育成长，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院依法对杜某甲予以训诫，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定期探望杜某乙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为此，法院及时与区妇联跨部门协同合作，保证《家庭教育指导令》有效落实。
经法院主持调解，本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杜某甲每月至少一次对杜某乙进行探望或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杜某乙保持联系、交流。本案调解结束后，法院委托青少年社工进行协助探望，使得12年未见面的父子顺利实现探望，帮助孩子找回了父爱，之后实现自主探望。经回访，现父子关系融洽和谐，孩子成绩稳步提升，青春期各方面表现良好。
案例3
女子虐待8岁女儿
还指使其盗窃
8岁女童小如（化名）生父不详，经亲子鉴定，出生证上载明的父亲并非其生父。小如母亲郭某不仅存在虐待小如、指使小如偷窃等行为，还阻止小如接受义务教育。而小如的外祖父母均已去世。
某社区居委会作为申请人于2024年2月起诉要求撤销郭某监护人资格。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侵害了小如身心健康，使其处于危困状态，遂判决撤销郭某的监护人资格，并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出发，指定某社区居委会为小如监护人。
法院判决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从尊重小如的意愿出发，判决后，某社区居委会委托小如舅妈对小如学习、生活进行日常照料，采用了“监护人”与“照料人”分离的模式，为了让孩子能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法院向某社区居委会出具《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
法院在判决指定某社区居委会作为小如监护人的同时，创新性向某社区居委会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要求某社区居委会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如委托其他主体照护小如，监督小如的委托照护情况，最大程度维护好小如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对小如进行定期探访，密切关注其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制定好成长档案；保障小如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与其学校老师密切沟通，帮助小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为了落实好《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法院积极推动并指导某社区居委会与小如舅妈签署委托协议书。由某社区居委会委托小如舅妈对小如日常生活予以照料，某社区居委会定期进行探访并支付生活补贴，实现“国家监护+亲属代养”模式。
法院还联合妇联组织、公益组织提供长期帮扶，确保小如生活、教育、医疗等得到切实有效保障。同时，推动民政、妇联、教育部门协作，破解监护权转移后“谁来管、如何管”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