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绵长的海岸线上，每一处港湾都承载着海洋文明独特的脉搏。南安石井港，这座隋代即已扬帆的古港，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港的支港，千年来见证了舶来品与国货的交织往来。厦门沙坡尾，百余年前是厦门港的源起之地，如今则转身为厦门最迷人的潮流地标与烟火人间。而霞浦三沙港，作为闽东北通向世界的“山海门户”，一面是千帆竞发的渔获归航，一面是八方来客的出发与探索，千百年来从未停歇。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当前，福建正以建设海洋强省为锚点，奋力开拓海洋经济增长的全新空间。2026年一季度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0.5个百分点，多项关键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在这些傲人数字的背后，离不开一座座千年海港的当代蝶变。那么，这些古港背后有何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我省这些千年海港的前世今生。

历史脉络绵延不绝

南安石井港缔造“中国航运第一村”

南安石井港，唐代时就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泉州港的支港，南宋时期朝廷设立“石井津”，在此对来往船舶进行管理。在历史长河中，石井港几经波折、起起落落，但始终衰而不竭、枯而复荣。改革开放后，石井港凭借水深、道直、域阔等优势，成为闽南地区对台货运、客运的“小三通”重要支点。

据史料记载，石井港的海上贸易始于唐代，当时有人从渤泥国（今文莱）运回木材，然后在石井港造船，用于通商。宋代，当地又有丁有财、许步青等人因从事海上贸易而发家致富。

明末清初，石井港的海上贸易盛况空前，这与郑绍祖、郑芝龙、郑成功祖孙三代息息相关。郑绍祖曾到日本做生意，后归国任泉州府库吏。郑芝龙更是大海商，拥有一个武装集团，船队频繁从石井港开往日本、菲律宾等地。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郑成功弃文从戎，逐渐拥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戈船甲士17万、战船5000艘，须“日费巨万”。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单靠沿海部分地方的粮饷显然不够，所以极为依仗外贸经商。郑成功部将杨英在《先王实录》中写道：“郑氏养兵数十万，固全恃沿海之征粮饷，然非经营东西洋商业及商行，亦不能措置裕如。”

郑成功以石井港和厦门、泉州两港为依托，组织东西洋商船队专事对外交通贸易，在厦门和泉州一带开设号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大商行，称水路五商行。

由于清代闭关锁国，海上贸易不振，石井港也随之荒废。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活跃，带动了港口的复兴。在此背景下，当地村民开启航运事业，缔造了“中国航运第一村”——营前村。走进营前村航运史馆，展柜上摆放着各种大船模型和物件，仿佛默默诉说着向海而生的艰苦奋斗与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

南安市港航协会会长、营前村党总支书记伍小民介绍，截至2025年底，营前村拥有700多名船员，村民创办的航运企业拥有船舶运力500万吨，占境内内贸集装箱运力的三成以上。营前村从闯海求生到逐梦深蓝的蜕变，正是泉州航运奋进的生动缩影，这片承载宋元“东方第一大港”荣光的热土，诚邀在外船东返乡聚力，携手驶向更辽阔的深蓝未来！

地处闽东北却通行闽南语

霞浦三沙港三国后渐成“山海门户”

晨曦微露，一声悠长的汽笛划破长空，唤醒了沉睡的霞浦三沙港。

“如今这条看似寻常的大街，在清末民初，可是名副其实的‘十里洋场’。”在三沙镇一间斑驳的老茶馆里，霞浦县政协文史研究员、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旭捧着热茶，目光深邃地望向窗外熙攘的街市。作为三沙历史的“活字典”，陈旭的记忆如同一部泛黄的县志，精准地复刻着这座古镇曾经的辉煌。

“那时候，商业街长一里有余，两侧楼店鳞次栉比，商号如林。鱼货行、布庄、粮行、茶庄应有尽有。”陈旭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仿佛在数那些消逝的繁华，“据民国文献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全镇商店近百家。山东的大船、宁波的商帮，都爱往这儿跑。为何？只因三沙坐拥‘福宁门户，全闽锁钥’之险要。”

民国十八年（1929年）版《霞浦县志》云：“三沙，面临大海，自清设总镇行台，山东、宁波各大船以时住泊……惟湾当深水在洋，通省城及各又岸极为便利。”其实，三沙湾海上交通开发很早，三国时，吴国便设温麻船屯，掌建造海船。此后，在陆路艰险的封建年代，三沙港凭借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优势，成为闽东北通向外部世界的“山海门户”。明清两代，海运业在此初见波澜；清末民初，这里已是商贾云集、万家灯火的繁华商埠。

三沙地处闽东北却通行闽南语，这独特的文化景观背后，是一段波澜壮阔的移民史诗。

“传说三沙因三头神狮赶走五只恶虎而得名‘三狮’，谐音‘三沙’，别称‘桃城’，但这名字的背后，更是无数闯海人的血泪与梦想。”陈旭娓娓道来。清朝康熙年间，海禁解除，闽南漳浦等地的渔民驾船至此，发现此处渔业资源丰富，便由“候鸟”变为“常住人口”。随后，惠安、晋江、安溪等地渔民接踵而至。闽南腔调在此碰撞、磨合，最终形成了三沙独特的方言岛。

更令人惊叹的是三沙人的商业智慧与开放意识。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知名人士魏鹏章的倡议下，三沙成立了闽东乃至全省最早的乡镇商会。“这在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陈旭语气中透着自豪，“它标志着三沙人的经商意识已从个体自发走向组织自觉，融入了沿海大商埠的开放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三沙港迎来新生，被省政府列入最早开发建设的大型渔业基地之一，迅速成长为当时福建省最大的渔港。如今，作为国家一级渔港和国家级海洋捕捞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三沙港依然承载着闽东渔场的核心使命。

向岸而生的“活态博物馆”

厦门沙坡尾是厦门港的起源地

位于厦门岛西南滨海沿岸的沙坡尾，三面环山，一面向海，位处厦门市思明区旧城的核心地带，也是厦门港的起源地。历史上，沙坡尾优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与现在网红街区截然不同的“身份”。

既有沙坡尾，那是否有沙坡头？沙坡尾的所在，旧时为一条月牙形的海湾，此处海沙均匀且洁白如玉，故有“玉沙坡”的美称。清《鹭江志》记载：“环抱如带，沙长数百丈，上容百家，风水淘汰，毫无所损。”说的便是“玉沙坡”。

“沙坡尾连同沙坡头至厦门大学一带，便是以前厦门港古海湾的范围。厦门岛的兴起便源于厦门港的开启，因此沙坡尾在厦门军事海防、海洋贸易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文滨介绍。

在沙坡尾的前段记忆里，它几乎是作为军事要塞而存在。宋元时期，厦门的军港地位初步确立。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设水寨于嘉禾里，为厦门岛海防驻兵之始。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抵御倭寇侵犯，筑厦门城，于玉沙坡设城门镇南关，上书“闽海屏藩”。明初，厦门成为东南沿海重要军港之一，据记载，玉沙坡等地为地域咽喉、出入要隘。

当刀光剑影逐渐散去，航运贸易的气息开始“升温”。明末清初，郑成功家族占据厦门、驱荷复台，并将厦门港逐渐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大开海禁，清政府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厦门正口。四年后，清政府将原驻扎泉州的泉州海防同知移驻厦门，专门管理台运，台湾也设立了专门管理台运的衙门。自此，厦门港成为对台运输的专门口岸。

清薛起凤编撰的《鹭江志》记载了当时的航运盛况：“风水淘汰，毫无所损，每商船出港，取数百作重，终岁不竭，宇宙中异事也。”

南北货轮穿梭往来，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沙坡尾成为彼时厦门航运贸易的重要关卡。与此同时，原渔商混用的港口开始功能分化，玉沙坡一带成为大小渔船的集中停泊地。

随着1850年钓业兴起，玉沙坡由此进入集捕捞生产、鱼行商贸、生活服务于一体的街市港区近百年的鼎盛时代，先后出现了沙坡头与沙坡尾两个著名渔港。

距离沙坡尾仅隔一条溪流的沙坡头，曾经是厦门岛上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群众性渔港。沙坡头渔港开发较早。清末民初，沙坡头渔港快速淹没于历史洪流中，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沙坡尾渔港。但海洋产业发展的同时，周边岸上城市也在迅速成长。2015年5月，沙坡尾这座见证无数辉煌时刻的著名渔港，正式落下帷幕。

没有了渔民的避风坞，并未因此沉寂。今日的沙坡尾化身为厦门文旅新地标，被文艺气息笼罩的同时仍保留了海洋特色与渔业元素，是一座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活态博物馆”。

（福建日报、南安融媒、泉州政务、霞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