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

又是一年立夏时节，草木葳蕤（wēi ruí），蛙鸣渐起，梅子青黄，樱桃红透，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机。

这时候最忙的不是农人，是诗人。从唐朝到明朝，有三个诗人，把立夏写出了千般滋味。他们写初夏，跟别处不一样。不是想象，是日常。不是风雅，是活着。

陆龟蒙

你咋这么怕热

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这话放在陆龟蒙身上尤其合适。

这位晚唐诗人，自号江湖散人，还有个号叫天随子，大概可以解读为“随便吧，老天你看着办”。

他考进士没考上，换别人得难受三年。他没有，收拾行李回松江甫里，就是今天苏州甪（lù）直那块地方，当农民去了。

不是行为艺术，是真干。他在《甫里先生传》里写自己“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区”，扛着锄头带着雇工下地，晒脱一层皮，结结实实当一个庄稼汉。

几百亩茶园，种稻栽树养鸭，闲下来看鸭子打架，雨天戴斗笠巡田，兴致来了他就写诗寄给好哥们皮日休，日子过得散淡又结实。

这么一个人，到了夏天有一个特点：特别怕热。

就这么一个怕热怕到骨子里的人，写起初夏田园来，反而最安静。你看他跟皮日休酬唱那首《奉酬袭美先辈初夏见寄次韵》，不喊热了，只看了两眼：“蚕寒茧尚薄，燕喜雏新成。”

十个字，初夏的魂魄就出来了。蚕茧还薄，是春寒没走干净；雏燕刚成，是夏天真来了。一凉一暖之间，立夏的温度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这大概就是天随子的意思。老天让热就热，让凉就凉，他负责看，负责写，负责在农活之余摘点枸杞菊花嫩苗下饭。那份自在，是装不出来的。

范成大

你这人咋这么爱夏天

陆龟蒙特别怕热，而范成大却是夏天的头号粉丝。

这位南宋大佬，当过“外交官”出使金国差点回不来，干过封疆大吏以政绩卓著闻名，最后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大江大河都见过了，晚年辞官回苏州，在石湖边当起了石湖居士。

按说见过大世面的人，容易对家常日子不耐烦。范成大不，他回到石湖以后，对夏天爆发出了惊人的创作热情。

春天走了，别人伤春，他就念叨一句桑叶快被吃完了，“桑叶露枝蚕向老，菜花成荚蝶犹来”。

家里热得不行，他不恼，跑到门口乘凉，还挺得意：“永日屋头槐影暗，微风扇里麦花香。”

汗流浃背要补水，买不着冷饮也没关系，井水也好喝，“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侬家漱井香”。

当然他也不是一直这么淡定。晚上要睡觉了，蝉和青蛙在外面开演唱会，他也挺无奈：“不把痴聋相对治，梦魂争得到藜床。”你们使劲叫吧，我就当自己又聋又傻，要不然别想睡了。

他最厉害的作品，是那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里的“夏日”篇。别的不说，就看这首：“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四样东西，四种颜色，金黄，肥白，雪白，稀疏。这是一个老农站在田埂上看到的，不是诗人在书斋里想出来的。写实到了极致，就有了静物画般的力量。

篱笆边一个人影都不见，人呢？都在田里忙着。“乡村四月闲人少”，他写“无人”，恰恰是为了写“有人”，只是不让他们出场罢了，让蜻蜓蛱蝶替他守着那个安静的午后。

高启

这田，不种也罢

三个人里头，高启最年轻，才华最盛，但命运悲惨。

他是元末明初的苏州人，天下大乱的时候避居吴淞江边的青丘，自己给自己取号“青丘子”。

朱元璋开国以后把他请进翰林院修《元史》，赏穿蟒袍，风光得很。可他骨子里是个江湖人，受不了官场那套规矩，找了个由头辞官回青丘，继续种地。

他知道自己跟帝王家八字不合，但他不知道这只是悲剧的伏笔。

在青丘那几年是他一生最好过的日子。他有一首《初夏江村》，把立夏时节的江南水乡写得透透的：“水满乳凫翻藕叶，风疏飞燕拂桐花。渡头正见横渔艇，林外时闻响纬车。”

这四句的功夫全在分寸感。水“满”了，小野鸭“翻”藕叶，一个翻字，那只水鸭扑棱翅膀的笨拙劲儿就活了。

风“疏”了，燕子“拂”桐花，一个拂字，燕子擦着花飞过的轻快劲儿也活了。渡口横着渔船是静，林外传来纺车声是动。

最见功力的还是最后两句：“最是黄梅时节近，雨余归路有鸣蛙。”

归路。他走在回家的小路上，雨刚停，蛙声四起，什么家？不是南京城里的翰林院，是青丘江边那几间茅屋。

跟陆龟蒙的甫里、范成大的石湖，是同一种家。

可惜好景不长。朱元璋翻脸了，一桩旧案扯上他，判腰斩，年仅三十九岁。

明代祝枝山在《野记》里记了一笔。相传，高启被执，沿途吟诗不断，至法场，从容就刑。他没哭没喊，只看着远处的天。

那一刻他会不会想起青丘的立夏？江沙温软，蛙声四起，桐花开得正好。那个走在归路上的年轻人，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他死得太惨烈，他的诗反而有了一种别人学不来的东西——知道美好短暂，所以把每个细节都当最后一眼来看。

那只翻藕叶的水鸭，那阵拂桐花的春风，那段有蛙鸣的归路，是他用整条命换来的。

三个人隔着几百年，却像约好了一样，把同一片水土、同一个节气，写出了同样醇厚的味道。

□冷知识

古人用什么“黑科技”确定夏至是哪天？

在二十四节气中，夏至和冬至，是古人最早确定的两个节气。春分、秋分以及“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节气，都是在“二至”的基础上确定的。

每年的夏季和冬季都有三个月，在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要准确划分夏至和冬至这两个时间节点，显然并非易事，但聪明的古人很早就想出了妙招。

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为了推算岁时，制定历法，命令羲叔到南方一个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从北向南移动所产生的变化，结果发现“日永星火”。即当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火宿出现在南方的天空时，这一天白昼最长，并由此确定这天为夏季第二个月的夏至日。

此外，帝尧又命令和叔到北方一个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从南向北的运行情况，结果发现“日短星昴”。即当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昴宿出现在北方的天空时，这一天白昼最短，从而确定这天为冬季第二个月的冬至日。

另外两个天文官羲仲及和仲，则通过同样的方法，确定了春分和秋分的日子。

羲叔、和叔是如何观测太阳运行的？他们凭什么判断哪天白昼最长，哪天白昼最短？原来，他们运用了一种黑科技手段，名为“土圭之法”，亦即“立竿测影法”。

太阳的影子，名为“日晷”。“土圭”，就是用以测量“日晷”的器具。古人通过直立在地上的杆子，观察阳光投射的杆影长短及移动规律，以定四时日月。经过长期观察，他们发现每年都有一天日晷达到最短，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一天是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此外每年还有一天日晷达到最长，且这一天的昼夜长短正好与日晷最短那天相反。每年的夏至日和冬至日，古人就是用这种方法确定下来。

但史学界普遍认为，《尚书·尧典》不是尧时写的，而是周代史官根据历史传闻编写，后经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补丁而成。因此用“土圭之法”测日晷有可能在周代才出现。

（现代快报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