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肇始于唐，兴盛于宋，沿袭至元明清，穿越千年风雨，弦歌不辍。在中国书院版图中，福建书院地位独特。有学者形容，福建书院“历史链条完整，且书院数量众多，属于书院发达地区”。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不仅塑造了山川秀美的自然景观，更深刻影响了古代书院的分布与学风。武夷山脉的幽静深邃与闽江流域的水运便利，催生了以武夷精舍、鳌峰书院为代表的书院集群。宋代以来，朱熹等理学家以闽北书院为基地，构建了影响深远的“闽学”体系；晚明至清代，福建书院再度复兴，从山林走向都市，更成为联结闽台的文化桥梁。

全民阅读活动周刚刚过去，全省全民阅读氛围浓厚。那么，古代的书院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溯源福建书院。

拓荒启智

福建书院的萌芽 或可追溯至南朝

八闽大地，文脉悠悠，千年书院，星罗棋布。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带来中原八姓入闽，也带来福建教育的启蒙星火。唐五代时期，随着中原汉人大举南迁，福建经济文化渐次兴盛，书院开始萌芽。山岭纵横、溪流交错的地理环境，使福建既远离中原战乱，又得山海滋养，成为文脉存续的天然港湾。两宋时期，福建以文教昌盛得享“海滨邹鲁”之誉，朱熹长期的讲学授徒活动更直接推动了书院建设。

书院起自何时？学术界一般公认：书院制度滥觞于唐代中叶。而在福建，书院的萌芽或可追溯至更早。

莆田市区西南隅，广化寺内新复原的湖山书堂静静矗立。据《八闽通志》记载，南朝梁陈时期（502—589年），河南郑氏后裔郑露、郑庄、郑淑三兄弟迁莆田南山定居，创建湖山书堂，教读子弟，开创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史称“开莆来学”。历经传承，这片讲学之地逐步发展为南湖书院，当地视其有启蒙之功，让莆田成为“文献名邦”，此后千余年人才辈出。

唐末五代，战事频繁、官学衰微，士大夫择山林名胜之地筑屋建房，或研究学问，或聚徒讲学，这便是书院的原始形态。此时福建书院渐成气候，呈现多元面孔：包括以教育家族子弟为核心的家塾型书院、儒者隐居读书的书院等。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数松洲书院——福建首个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书院。

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松洲村，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创建的松洲书院坐落于此。历史上书院先建，后增建威惠庙，如今仍能看到“前庙后院”的独特建筑风格。“朝佩堂”上，“导乡民于礼乐，开士子之茅塞”的对联，彰显了书院的教育理念。

创建者陈珦是平定闽南之乱的名将陈元光之子。他深知闽南民风剽悍、文化未开，遂以书院为据点开启边地教化。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认为，松洲书院教学形式多样，既有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又有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教授方法侧重启发，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

理学传芳

朱子带动福建书院 繁荣兴盛

北宋时期，理学兴起。福建书院数量尚不多，但从事理学研究与传播已成趋势。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理学向南传播。旷世大儒朱熹在闽北创办书院、讲学，推动理学兴盛，书院与理学的结合更加紧密——朱子及门人创办书院，问道切磋，著述讲学，流布理学；理学借由书院扎根生长，播撒四方。

武夷山市五夫镇，相传为朱熹手植的古樟树历经860余年风雨仍枝繁叶茂，恰似朱子理学思想的生命力。复建后的紫阳书堂前，半亩方塘水波潋滟，石壁上刻有《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里不仅是朱熹的居所，更是他早期讲学的‘准书院’，朱子理学在此初现端倪。”武夷山朱子学校老师张贵龙介绍，“紫阳书堂规模虽小，却吸引了蔡元定、黄榦等一批早期门人从学。朱熹在此完成《论语要义》《孟子集解》等多部著作，使书院功能从授徒讲学延伸到研究著述。”

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被后世学者冠以“书院之子”的美誉。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成《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确立了古代书院教育的理学纲领，被视作“中国历史上最早校训”。

十余年后，朱熹定居福建建阳考亭，创建考亭书院，将教育理念从纲领确立推向成熟实践，形成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铸就闽学之源，完成了朱子理学教育体系的最终建构。就此，理学精神在八闽大地生根铸魂，绵延千年。

从南宋绍熙三年至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朱熹大部分时间在此讲学授徒。来自闽、赣、浙、皖、苏、湘、粤等地的弟子聚集于此，培养出蔡元定、黄榦等262位核心弟子，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

与此同时，福建书院的建设也繁荣起来。南宋福建书院从北宋的3所激增至57所，闽北书院占全闽半数以上，“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有书院”的教育格局逐渐形成，福建从此成为“海滨邹鲁”，文脉绵延至今。

思潮激荡

百家争鸣自不穷

明清两代，福建书院历经沉寂与复兴、交锋与融合，从山林走向都市，从私学汇入官学，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文化脉络。

在皇权规制与思潮涌动的夹缝中，明代的福建书院走过了一段从沉寂到复兴的跌宕历程。

明初，洪武皇帝颁布“科举必由学校”之制，将官学打造为人才选拔的唯一正统渠道，作为私学的书院则被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国家将教育资源和上升通道全部收归官方体系。”著名书院研究学者方彦寿告诉记者，当时，福建书院数量锐减，幸存者沦为科举备考附庸，陷入百余年沉寂。

明代中叶，转机伴随危机而来。这一时期，福建书院数量激增，远超宋元总和，成为学术交流的核心阵地。福州的共学书院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福州鳌峰坊内，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小学的一角，林木葱茏，假山错落。一座古朴的亭阁掩映其间，亭柱镌刻着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里便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的旧址，它见证了福建书院的重心从山林走向都市的变迁。

而据《泉州府志》记载，明代中后期，泉州新建20所书院，还对宋元所建书院进行修葺、重建或扩建，成为全闽书院发展核心与学术争鸣前沿。从唐末的星火初燃，到宋元的燎原鼎盛，再到明清的薪火相传，泉州书院走过了千年风雨。宋元时期，泉州的书院数量激增、规模扩大，名家云集、学风鼎盛，成为全国书院发展的标杆地之一。在宋、元、明时期，欧阳书院、温陵书院、小山书院、石井书院并称当时泉州“四大书院”，其以独特的讲学模式、开放的学术风气、深厚的育人底蕴，成为泉州书院史上的标杆与典范，撑起了“泉郡学甲于天下”的底气。

制度创新同样留下了深刻印记，泉州古城的正音书院便是一例。“‘正音’，顾名思义，便是校正语音、推广官话。”泉州文旅集团讲解员杨成龙介绍，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为消除闽粤士子的乡音交流障碍，在福建各府州县设立108所正音书院，推广官话，这些虽为短期官话培训班，却成为书院官学化进程中的特殊探索。

文脉不断

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南平市朱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文志的眼中，朱子文化是可以流淌于当下、滋养现代心灵的活水，而考亭书院则进一步助力朱子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亲可近。

2019年秋，考亭书院重建工程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300亩。书院的重建并非只是物理空间的修复，更是功能与意义的再赋予——道原堂的讲学声与研学团队的讨论声交织，集成殿的祭祀礼与文创市集的烟火气相融，古老文脉在当代焕新。

近年来，全省各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重建了包括松洲书院、金沙书院、小山丛竹书院、步云书院、鳌峰书院、蓝田书院等在内的一些老书院重焕生机。同时，还有筼筜书院、莆阳书院、闽南书院、龙泉书院等一批现代书院拔地而起。

“书院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现代社会进行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福建省图书馆馆长、正谊书院院长叶建勤说。

重修开院10多年，正谊书院共举办国学讲座、体验活动、文化展览、文化交流等1700余场次，品牌活动线上关注量逾千万人次。

读书起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正是因为有了书院精神的滋养，中华文化才会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自信从容。

（福建日报、闽北日报、福州微文明、泉州发布、清新福建、文旅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