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休的蝉鸣响起，当沉闷的雨季抵挡不住炙热的青春，记忆深处那段关于“高考”的回忆又被逐渐唤醒。
焦虑与平静，迷茫与坚定，在这些日子里反复交织。或喜悦、或遗憾、或感动、或懵懂……
千千万万个渺小的“你我”构成了一代代人关于高考的回忆，就让我们一起阅读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一起回忆那个夏季“你我”热烈赤诚的青春吧！
1978，高考也许不是唯一的出路
讲述人：林禄行政机关
“高考的恢复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更为中国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但对于我个人来说，高考也许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1978年参加高考的林禄回忆，当时学校办学理念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主要是学工学农为主，支农支工成了主课程。1978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当时，在我周围从学校、家庭，到考生都没有备考的紧张和氛围。”让林禄记忆犹新的是，在高考的前一个月学校还安排学农基地劳动，“当时我才15岁，从学校的化粪池里捞出的粪便装到桶里，两人一上一下，抬到学校后山的一个学农基地上去给农作物施肥。山路坡非常陡，小个子在前面的话，重物压得肩膀就会受不了，所以我在后面的位置。”林禄说，“我的嘴差点就碰到了那个桶的边缘，桶里液体来回荡漾，一不小心就溅到脸上和身上。这就是我关于高考前的回忆。”
“也许是因为那时我才15岁，对于高考毫无概念，一点紧张感都没有。考场设在城关一所实验小学。记得很清楚，进考场坐下后，每张考卷上都压着一块石头，怕试卷被风吹走，当时我不知道石头是拿来干吗的，还拿着这块石头在桌上敲打。”林禄所在的学校是乡镇里唯一一所中学，那年参加高考的二十几位同学没有一个考上。
复读重考？对当时的林禄家庭来说无疑是件奢侈的事。个子又小农活干不了，怎么办呢？“我二哥承包了生产队养牛活，二哥没空时就叫我去放牛，一次骑在牛背上摔下来左手骨折了，母亲见状实在心疼，通过亲戚关系找到了学区校长去当了代课教师，后转为正式民办教师，就这样教了四年的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等师范向民办教师招生，我就买了教材回家自学，教书备课的剩余时间就全部拿来复习考试，如愿考上了中等师范。”
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小学任教，林禄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县级一所中学任教。“教中学，文凭至少要是大专或本科，由于文凭不达标，我又继续边教学边自学考上了福建教育学院。从学校毕业，又在教育岗位认真工作，被一个领导看中，改行到政府部门。”林禄现在是政府相关单位的中层领导干部。
1979，那时候很多同学年纪挺大
讲述人：郭先生退休教授
1979年参加高考人数468.5万，录取人数28.4万，“据说那年的高考卷子很难，文科录取线比前一年降了30分，那时我从报纸上看到，当年的录取率只有6.1%。”郭教授回忆道。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郭教授深有体会。“高考对于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无疑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一旦考上，平台、见识都将会发生质的飞跃。那时我很幸运，当时国家急需人才，所以我们都有机会进入相对应的领域施展才能，为国家作贡献。”
当突破千军万马，终于有机会重返校园时，学生们如饥似渴。“考上福建师范大学后，我感觉到整个学校的学习氛围都非常浓厚，学校的图书馆每天都是人满为患，下课吃了晚饭大家都赶着去图书馆占座学习，晚了就没有位置了，可谓是‘一位难求’。福州的夏天是很闷热的，当时的条件不如现在，图书馆的自习室里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吊扇，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当时的大家对于知识渴求没有分毫的减弱。”
郭教授回想当年，“考上师大的同学年龄差距都很大，我们中文系79级202个学生，60后只有70多个，剩下的都是1960年以前出生的。”
“印象比较深的是宿舍楼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总有一个小年轻来找他，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他俩是同乡，后来才知道是父子。那个时候的人生孩子早，爸爸是‘老三届’，儿子则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也成为我当年高考的一个特殊的记忆。”
1992，高考路上遇见一辈子的恩师
讲述人：吴作员中铁十九局
谈起高考的回忆，吴作员笑着道：“第一年，我没考上，所以我第二年复读重考，那时很喜欢打乒乓球，甚至和同学逃课去打球，有一次逃课被副校长发现了，副校长来到乒乓球馆，没有指责我们，只是默默地卸掉了乒乓球网。当时我很不乐意，也是玩得正在兴头儿上，觉得副校长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就顶撞副校长，甚至还侮辱他秃顶，‘同样都是头发，为什么你的就比别人少几根？’”说到这，吴作员的眼神变得严肃了许多，“现在想来，实在是不应该，一个出生在教育世家的孩子，竟对老师如此不尊重。”
既逃课又顶撞副校长这件事学校没有处分吴作员，甚至老师都没提起过这件事，“从那以后我发现‘老师’在我心里的分量变得很不一样，他不跟我计较，体谅我，老师怎么能这么大度，哪怕是在班上批评两句，我也能把这个事情‘卸’掉了，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一定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自那之后，吴作员再没逃过课，把课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经过努力最终考上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当时考上大学的同学相对较少，如果考上了，家里就会请酒席，那时不叫‘谢师宴’，叫做‘升学宴’。同班其他同学请老师到家里吃饭，借着那个机会，我和副校长喝酒道歉，他说，‘我理解你，知道你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但你是学生，我是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怎么可能跟你计较呢，每个学生都像是老师的孩子，老师都希望你们能够健康成长。’听完副校长的一番话，我深深地被触动、感动了,才把这个‘心结’打开，自那之后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15，爸妈给我买了个“高考吉祥物”
讲述人：刘昂北京大学研究生在读
到了千禧一代，“高考”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攀高，高考，不仅承载着高三学子的梦想，背后更有父母的期待，家有考生，意味着全家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
“高三学习的节奏很紧凑，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可能大家放松的方式就是玩玩手机、听听歌。我妈可能也是担心我空闲时间玩手机沉迷游戏耽误了学习，就出奇招，和我的好朋友韩一鸣的妈妈商量着给我俩买只小宠物，一方面可以避免我俩玩手机耽误学习，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陪伴，让我们不那么孤单和无聊。”
“记得某一天放学回家，我一进门就看到沙发上‘瑟瑟发抖’的‘棒棒’。”刘昂的爷爷奶奶给小泰迪取名叫“棒棒”，“一家人就这么叫着，随时随地进行‘祈福’——‘高考成绩棒棒的’。”刘昂笑着道。
刘昂的高三生活因为这只“高考吉祥物”而变得没那么枯燥。“学累了就喊‘棒棒’。它就会飞奔过来，把它抱到腿上摸摸头，教它‘学习’。另外，它每天都会送我出门，等我回家，有这么一个伙伴陪着，有种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
谈到高三的学习生活，刘昂表示，在高二的那个暑假，他就提前开始了高三复习计划，“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理综至少模拟考30次、语数英至少模拟考15次’，很感谢那时的自己，计划都按时完成了，所以回校后的第一次考试，考了年段前十。”当时高考压力很大，周围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一两点睡觉，刘昂认为保证充足的睡眠，是好成绩的前提，所以他每天晚上都尽可能地保证12点前睡觉。“在学习方法上，我更倾向于整理错题原因和做题思路，而不是单纯地把题目记下来，集合成一本‘错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