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吴雪薇

天涯海角，不远万里，回家过年，是每一位在外漂泊的游子心底最柔软的一隅。

春节，是中国人仪式感最强的时点。今日，2024年春运大幕开启。那么，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回家应该更难，过去也有“春运”吗？

山高路长，有事才能回家

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尔雅》中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由此可见，在周代就有过年的传统了。但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想回家过年，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只有马、驴、牛，还有马车、驴车、牛车。道路与车马都比较简陋，一路颠簸，耗时久长。且在唐之前，福建是“蛮夷之地”，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会远，“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公务人士和商人为主。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普及，更多的人才得以从福建走出去。

康熙年间曾任巡察台湾御史的北京大兴籍进士黄叔璥，在其日记体著作《南征纪程》中，就记录下他由京经闽入台之旅程。其中从北京到福州的路段，他走的是当时的官道，以水路为主，对照今日地名，行程如下：1722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黄叔璥离京出发，沿大运河—钱塘江—富春江一路乘船南下。四月八日陆行，经闽浙交界处仙霞古道，进入福建浦城；陆行至南平市区，再次登船，沿闽江南下。四月十七日至福州洪山桥上岸，入福州城，前后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可见路程的不易。

行路难，回家更难。因此过去的人难有“春运”一说，还没走到家，年就过完了。福州文史专家卢美松说，能让在外官员回家的通常都是出了大事，比如至亲故去，就要辞官回乡，遵制“丁忧”。其次，就是生了病，要请假。但这需要朝廷的批准，过去能出外任官的多是经过千挑万选，职位干系重大的股肱之臣，想获准并不容易。如林则徐晚年就曾因体弱多病，向皇帝告假，想回福州养病。但多次申请均未获准，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才终于获准回乡。

耗资巨大

只能暂别家人就地过年

除了路程漫长，古人回乡的耗资也十分巨大。

《唐六典》记载了唐代不同交通工具，在速度和里程方面的标准：陆路运输,马行每天70里，驴行50里，车行是30里；如走水路，货船逆(黄)河上行30里，逆(长)江上行40里。费用方面，如车载1000斤走100里，运费是900文；每驮100斤走100里，运费是100文。按此分析，当时长安至福州约5000里，如果按行李100斤百里百文计算，回趟福州怎么也得5000文。当时的大米大概10文钱一斗，一斗约12斤，5000文钱约可买6000斤大米，可见回家的费用之贵。

因此，有不少贫穷的福建举子出门去长安赶考只能选择徒步。福州的福温、福瓯、福延、福莆古道，作为四大省际官道，连起了福州与外界的往来，也记录了先人们跋山涉水的艰辛历程。

相比之下，“就地过年”不仅能省下一大笔钱，还免去了舟车劳顿，因此外任官员基本都会带家属赴任，便免去了佳节思亲之苦。但收入微薄，没有能力的人就没有办法，只能与家人多年分隔两地。卢美松说，林则徐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初始的收入十分微薄，也度过了一段与家人分隔的孤苦时光。

佳节思亲

古人写诗寄深情

正因回乡之路如此艰难险阻，孤身漂泊在外的游子才会“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异乡独客，山水兼程里，留下许多百感交集的诗句。

隋代诗人薛道衡是山西万荣人。有一年，他从北方到南方办事，误了归期。看着异地浓浓的年味，写下了《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写诗时已经年初七，因为不能及时回家与家人团聚，心中有无限的思念和乡愁。

唐代诗人戴叔伦在一年中最后一个夜晚，本该与家人团圆的除夕时节，却依旧在万里之外漂泊无法回家，写下了《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而身为洛阳人的唐代诗人王湾一生往返于吴楚之间，他在新年之时赶路途中，泊船江苏镇江的北固山，被潮平岸阔、青山绿水的壮丽风景打动，留下了“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首传诵至今的《次北固山下》，除了抒发羁旅途中浓郁的思乡之情，也抒发了新旧交替、积极向上的心境。

驱动游子孜孜不倦奔波于路途的，除了佳节对亲人的爱与思念，还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情怀，自古而今都没有变。